引发党员千部对党纪党规认识和具体执行自勺误区，引起被 须厘清各惩处措施之间的关系。组织处理和效能问责应 处理对象对党政纪处分公信力、严肃ｌ生的质疑和不满。 量罚随意，影响执纪问责公平性。对于党纪处分、 作为纪律处分的补充，而组织处理和效能问责之间不应 交叉重复。其四要着力明确执纪问责主体及相互间履职 建议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作为行使主体；涉及到组织处 政纪处分如何使用方面，中纪委、中组部等单位都相应 协同责任。在党纪处分、政纪处分、效能问责实施上， 出台了各种解释说明，便于基层干部把握区分情节较 轻、较重和严重行为。但在地方，尤其是市、县级层 面出台的组织处理、效能问责文件，对情节往往规定得 较为笼统，以“情节较轻的，给予某某处理；情节较重 的，给予某某处理”等一句话概括，未做进一步界定。 实际操作中，受领导意志、舆论炒作等因素影响，处罚 结果轻重不一更为明显。 主体多元，影响执纪问责担当性。党纪处分、政纪 处分、组织处理、效能问责都有明确的实施主体。但实 际操作中，尤其是组织处理、效能问责，党委政府、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甚至各部门单位，都可成 为实施主体。因此，在实施调查核实、做出处理决定等 “得罪人”的工作中，较易形成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有 的效能问责，在事发后往往需要主要领导指示交办甚至书 记办公会、常委会等来确定由哪个单位作为惩处的实施主 体，而少有哪个部门在第 口 应当把制度整合纳入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首 先应进一步明确备惩处措施的概念内涵，特别是组织处 理、效能问责的概念必须由中央层面统一明确。建议将 组织处理框定为配合纪律处分使用或单独采取的一种终 局』！生组织措施，阶段』生使用的组织调整措施不再纳入组 织处理范畴，使组织处理概念更符合惩处措施的实质。 效能问责应框定为针对违反工作纪律，影响机关工作秩 序和效能的一种问责措施。其二要科学合理设置处罚种 类。仿效行政、刑事处罚的“惩戒阶梯”模式，规范设 置不同惩处措施的种类和效力，明晰四者之间的层级。 从被处罚人的不利后果来分，纪律处分最为严厉，组织 处理次之，效能问责最轻。组织处理的不利后果应限于 教育警示、身份资格变化、职务变动或解除三类，效能 问责的不利后果限于考绩考核、经济待遇两类。其三必 理问题。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应以纪检监察机关在党纪处 分、政纪处分、效能问责等方面的处理意见作为依据同 步实施。使得执行问责脉络更加清晰、责任主体更加明 确、处理程序更加规范。 必须规范地方部门制定惩处措施的原则。建议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模式，由中央层面出台制定 惩处制度的统一规范，明确基本原则、制定主体、制定 程序、处罚幅度设置权限等内容。地方部门制定管党治 吏惩处规定必须在中央上位法规的明确授权下进行。 必须明确纪律处分在监督执纪运用中的核心地位。 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动辄则咎开展执纪监督问责，必须 坚持纪律处分在管党治吏中的主导核心地位。凡是可 以适用党政纪处分的，绝不能用组织处理、效能问责 来替代；单独使用组织处理、效能问责措施的，必须以 错误事实达不到党、政纪处分条件为前提（单独使用组 织处理措施还应明确作出不予纪律处分的决定或处理意 见）；需要在党政纪处分使用同时，跟进使用组织处理 的，应严格以党政纪处分中规定的对职务、职级、任职 年限等相应处理要求为依据，而不能随意提高或降低处 罚档次。 应当改革完善执纪问责的工作程序。建议制定更加 统一规范的执纪问责程序规定，对四种惩处措施的启 动、调查、决定、执行、救济等程序分别进行完善， 提高执纪问责的程序化、规范化水平。要赋予并保证被 处理人有效的救济权。确保执纪过程更为准确、严肃、透 明。要全面推进违纪处理结果信息公开，倒逼党内监督执 纪和管党治吏工作水平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 公正、错罚相适、痕迹可查”要求不断提高。厘垦雪圄 （作者为中共；｝斤；工省义乌市纪委书记） 责编／周素丽美编／于珊 Ｎｏｖ，２０１５ Ｊ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ｉ ５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