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

北京日报/2005年/8月/29日/第020版 理论周刊

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

----兼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来龙去脉

刘慧敏 程峥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理论根源。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被侵略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世界和平，以防军国主义在各种诱因下死灰复燃，需要对军国主义作出深刻的分析。应该看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与批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因右翼势力的猖獗，日本学术界到了连“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一类词语的使用都成为禁区的地步。因此，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是各国正义学者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警示未来，共建和平之必需。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理论根源。二战中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被侵略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一、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军事至上、谋求霸权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突出特征

从世界历史来看，所谓军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军国主义，它是理论、体制、政策及实践的综合体，其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近代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之一，法西斯主义是军国主义的终极阶段，它的核心思想是鼓吹侵略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和对整个国家及个人生活实行严格控制的极端主义。

军事至上、谋求霸权的军国主义特征在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兴亡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日本军国主义以所谓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所谓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野蛮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它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更大。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如果由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深重的中国人民来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的同义语，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掠夺、杀人、强奸、放火。二战中的受害国特别是中国民众有千条万种理由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二、如何从与德国法西斯主义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特点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决心以德国为样板建设日本。1889年近代天皇制确立，天皇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掌握全部国家大权的最高统治者。1890年开设国会，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开幕式上提出，日本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而且必须防卫“利益线”。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理论“大陆政策”形成的标志，也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标志。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赔款，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了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似乎即将实现。1931年，日本加强了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在1945年9月彻底垮台了。

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相比较，日本军国主义有六个特点：一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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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军事性和封建性的特点贯穿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二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学习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了东西方军国主义的特点，故而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三是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制中，天皇是“兵马大元帅”，军队是“皇军”，士兵必须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四是军队统帅权独立，保障军事发展不受军外势力左右，军部则可轻易制约军外势力，因而更加飞扬跋扈。五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系统化、体制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六是建立了军人极权主义统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主义。

从历史文化渊源上来看，日本所谓的“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思想，封建武士道精神，及封建幕藩体制，是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因素；日本的“神国”论、武道论、扩张论是诱发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文化渊源。

三、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手段向日本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从而把日本民众引向疯狂的战争深渊

在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崩溃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国民意识深受军国主义影响，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思想、意识基础。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近代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民众由此被推进了疯狂的侵略战争的深渊。日本法西斯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手段强化法西斯统治，向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政治上，帝国议会已名存实亡，已不能对维护政治民主、制止法西斯倾向发挥任何作用，反而成为军部推行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应声虫；经济方面，为发展军事，在所有经济领域建立战时统制体制，民生企业迅速萎缩，军事工业恶性膨胀，经济发展竭泽而渔、严重失调，最终面临彻底崩溃的噩运；在社会思想方面，实施了严格的管制和约束，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和反战思想，强制进行思想改造，大搞法西斯白色恐怖，并用“为天皇尽忠”“八 一宇”“大东亚圣战”等反动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将日本的穷苦百姓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奴役驱使。在文化教育方面，利用各种手段向日本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军队教育和社会教育奴化、禁锢民众的思想，每一次胜仗甚至败仗都成为煽动军国主义狂热的“最好教材”。这样，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下，日本民众在侵略战争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的禁锢，从而成为日本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和炮灰。

总之，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民族精神被转化为军国主义。日本民族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团队精神，被军国主义扭曲为绝对服从天皇制及军队的集团意识。日本民众崇敬神灵的传统意识，被军国主义利用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日本民众勤劳、勇敢的民族特性和尚武精神被军国主义者转变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英勇善战”的主导性意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基于日本这种国民意识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表现得更加惨无人道。

四、日本军国主义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被侵略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军国主义恣意妄为，作恶多端，疯狂施虐，深害四邻，对东亚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对被侵略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日本所谓“从白人统治下解放亚洲”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以朝鲜和中国为例，日本在朝鲜进行了多次侵略战争，进行了多年残暴的殖民统治，以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彻底剥夺了朝鲜民族的生存权，严重阻碍了朝鲜社会的自主发展长达几十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犯的罪恶，同样罄竹难书，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永远也偿还不清。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罪恶，而且是东亚历史上的最大罪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写入东亚史、世界史，永远是东亚各国人民大张挞伐的对象。日本军国主义在给被侵略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危害。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人民所受军国主义之害，与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所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有根本的不同。日本人民受害的最主要表现是，数百万日本人被驱赶上战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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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和杀人越货的工具，犯下了难以尽诉的罪行。 五、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仍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未能逃脱覆灭的下场。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总体制被打碎，但是，没有人能保证日本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军国主义思想未被彻底批判与清算，一部分军国主义势力得以延续至今。在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50周年时，日本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个表示反省的“不战决议”，但远未能阻止国内出现的军国主义翻案风。而且，这股翻案风在今天更加猖狂。因此，要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必须彻底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批判大和民族优越论，遏制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批判近代天皇制，抛弃天皇“国体论”，坚持日本和平宪法的精髓。（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主题链接1

杀人恶魔的下场 严建琪

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46年开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包括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等，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进行了审判。1946年夏天，中国向盟军总部提出要求引渡日本乙级战犯谷寿夫（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入侵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这一要求很快得到批准。谷寿夫被押解前往中国南京接受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1947年4月，在南京被执行枪决。1948年1月，中国军事法庭还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残忍地进行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野田岩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这是杀人恶魔应得的下场。图①为1937年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上刊登的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疯狂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野田岩的照片；图②、③：中国政府处决杀人恶魔向井敏明、野田岩和另一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场景。（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主题链接2 滴血的武士道 卞崇道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渊源。武士道，也就是武士们所遵循的思想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既是武士日常生活的信条，也是武士的精神哲学。武士道把刀当作力量与勇敢的象征，视刀为“武士之魂”。因此，武士佩刀，不仅意味着武士的勇武，而且意味着武士的荣誉与精神。

从历史渊源来看，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3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600余年，武士阶级始终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日本具有军国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是，效忠君主，忠诚第一;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尤其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等级分明，武士作为最上等人可以编造任何理由砍杀百姓而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武士作为君主的奴仆，为捍卫主人的利益和名誉，必须勇于献身。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吹捧为人类美德之集大成者，显然有过分美化武士道之嫌，而且将武士道作为日本全民族的道德规范加以宣扬，则暴露其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目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思想领域，日本强化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皇道主义的思想运动，武士道也被复活，使之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早在1882年，天皇亲自下达《军人敕语》，把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作为军人道德标准，并且为天皇统帅权寻求历史根据；1890年，天皇又颁布《教育敕语》，把义勇奉公，忠君爱国作为全民教育宗旨，从而确立了皇道主义武士道的架构。1891年，井上哲次郎受命完成《敕语衍义》的解说书，确立了以忠于天皇为核心的国民道德的大方向；1905年又主编了《武士道丛书》，尔后还撰写有《武士道的本质》一书，把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归结为武士道，把对天皇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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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的忠诚视为士兵的精神支柱，从理论上完善了皇道主义的武士道。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近代日本历史中，这种武士道在实践上成为日本穷兵黩武，对外侵略的精神工具。一批批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被送上侵略战场，在为“皇国”而战就是“圣战”的口号下，他们穷凶极恶，残暴无比，肆意杀戮中国以及亚洲邻国的人民，给受害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深重的灾难。今天，战争结束已经60年，但是，在日本不论是右翼政客，还是极少数右翼分子，依然不肯放弃皇道主义历史观，不肯割舍皇道主义的武士道，这是令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堪忧的。 抗战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日本军队，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组织，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掉转枪口对日本法西斯反戈一击。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1939年1月，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们3个人为核心，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制定了统一的行动纲领和章程。与此同时，还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1944年4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到1945年8月，解放联盟共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到1000余人。在河北境内出现的日人反战同盟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冀东6个支部。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解散。 二、在“在华反战组织”的领导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就主要有：一是，在对日军的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兵觉悟这一中心工作方面，发挥了八路军、新四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贡献突出。二是，在抗日工作的其它战线，如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抗日宣传、军事教育、卫生服务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业绩卓著。同时，不少反战盟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血染沙场，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壮歌。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促进了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觉醒，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进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东方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的反战同盟的奇迹出现，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优待俘虏的政策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规定对俘虏实行不杀害，不侮辱和优待的政策。以后又三令五申，教育抗日军民严格执行俘虏纪律。经过不断完善，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再次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命令，在六项俘虏命令的基础上，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根据地军民对转变立场的日军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待之，享有与抗日军民同等的政治权利。这种对待俘虏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俘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特点，也是使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

敌后根据地从上到下的干部与群众，在日俘的转变过程中均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性的关怀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曾多次亲临指导，并对其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各根据地、各军分区主要领导也曾给予亲切关怀。根据地的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细粮省给他们。在相处中，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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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及和群众形成的鱼水关系，使日军俘虏感到震撼。他们非常感动,称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并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终生反对侵略战争、为人类和平奔走呼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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