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政治，无论其效能或目的，都没有达到统治汉人的标准，其迅速崩溃，自是必然的结果。
元末，因政治腐败，民乱四起，势力较大的有河北起兵的韩山童、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的张士诚、长江中游起兵的徐寿辉等，反元势力甚盛。但因各自为政，无统一的指挥，所以既难集中力量，又无久远的计划，终不能颠覆元室的根本。
韩山童的祖父即以白莲会烧香惑众，称白莲教。至山童，宣称弥勒再生，河南及江淮地区的愚民多信奉之，因攻破多处城池，不久后其子韩林儿被推为帝，又号小明王，国号宋，定教亳州。同年，濠州起兵的郭子兴病死，所统部队交于一位幼时父母相继病殁，并入皇觉寺为僧的出家人。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此时北方的起兵者陆续被元室打败，使北方稍得安宁，但对于南方群雄，元室却无可奈何。南方的诸雄被朱元璋一一打败，数年后成为元室的最大敌人。曾称臣于韩林儿，以“缓称王”的策略躲避他人的争伐。鄱阳湖之战将陈友谅击败，陈本为徐寿辉部将，后杀死徐自立为帝，势力甚强，但“小人”只能逞一时之威，早晚都会被伸张正义的人所打败，最终他被流矢击中而亡。接下来朱集中优势兵力，以稳步进取的方针平定了张士诚，至此江南基本统一。
感到时机成熟时，朱元璋于1368年初称帝，定都应天（今江苏南京市），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称帝后不久即出兵北伐，八月攻入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历史上的元代到此结束。此后又先后出兵平定山西、陕甘、云南等地的元室余孽，1382年中国完全统一。
明太祖朱元璋兼有圣贤和暴君的双重性格。因出身低微，对元朝迫害下的百姓疾苦了解很深，加上对历史的领悟，不愿意经自己一手打造的大明王朝出现前代宦官、外戚、军阀掌权为祸的现象，所以痛下杀手，大肆斩杀功臣。分封的诸王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其余全是他儿子，他以为这样做就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为了防止相权过重，将左丞相胡惟庸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后又将此事牵扯到的三万多人诛杀殆尽，其中封侯的功臣有二十余人。曾扫荡元室余孽的名将蓝玉，也因他人控告企图谋反而被诛，牵连被杀者也达一万五千人。
下手如此之重，目的只有一个，即巩固皇权，防止立过战功的将领居功自例，篡夺王位。当时的太子标比较柔仁，而众多朝臣却有权有势，为了避免日后太子无法驾驭群臣，因而恣意杀戮。
但被封王的全是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显然不可能。于是有人上书称，诸王将来恐有尾大不掉之祸，建议削藩。但太祖认为这怎么可能，骨肉之间怎能互相残杀，遂将上书人下狱致死。
我觉得明太祖并不是不清楚这个潜在的隐患，杀言官只是表面上的做法，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亲儿子也许不可信，但除了他们还能信任谁呢。国家这么大，总不能自己一个人管理吧，所以在将权利交给儿子们的同时也对其加以限制，规定诸王不能过问地方政事。
如何稳住帝位是朱元璋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百姓生活好了自己的江山就可永固。但百姓与自己不能直接对话，只能通过官员这座“桥梁”来沟通，如果官员个个都像南宋名将岳飞期许的那样该有多好，“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为了使桥梁通畅顺利，就必须要保证所有的官员都清正廉明，靠剥削、压迫百姓而攫取自己利益的贪官污吏定要予以严惩。所以明朝律法规定，贪赃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即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扒下人皮，添以稻草），悬之官府，以示惩戒。法令的施行也不因官员职务的大小而受到影响，名将胡大海的儿子违犯了酒禁，按法应处死。当时胡大海正在前方作战，有人劝太祖三思，太祖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由此可看出太祖在厉行法治时的坚毅。
太祖认为百姓无欲无求，能安贫乐道，不争权逐利，像《道德经》描述的那样，“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可构建出一个较为完美的帝国。
宋代的水稻，明代的棉花，这两种植物为太祖所提倡的“男耕女织”提供了物质保障。耕地产出粮食满足“吃”，织布做出衣服满足“穿”，不愁吃，不愁穿，民众就会安稳的过日子，就能保证帝国的延续。
对于豪族这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必须打压。江南首富沈万三曾斥巨资赞助太祖，太祖甚是感激，为此两人还结拜为兄弟。一次，沈提出要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太祖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熟料沈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这件事情让沈觉得很有面子，但太祖过后却跟皇后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这是要犯上作乱呀。”沈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后又没收其子孙田产，沈家从此衰落。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没多久太祖又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太祖老家安徽凤阳，其中很多都是富商地主。后又分两次把近七万富商迁居到南京，这简直就是对商人阶层的围歼式打击。清除豪族、富商，目的是给百姓敲响警钟，告诉他们只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行，别整天胡思乱想。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想象的那般简单。1398年太祖死，太孙允炆（太子标于1392年病死）继位，是为惠帝。皇位由孙子来继承，这岂能让其余的儿子甘心，最不甘心的就是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次年他以诛齐泰、黄子澄（因二人建议削藩）的名义举兵，燕王素来以勇敢善战为太祖喜爱，起兵后两年即攻下京师，自立为帝，是为成祖。此为“靖难之役”。
在位期间，成祖做过五件极为辉煌之事，即征鞑靼、瓦刺，讨安南，平定南蛮，御倭寇和通西洋，此处重点谈最后一件。
太祖时就颇知笼络四夷，成祖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屡次命宦官出使异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云南人，原姓马，信回教，做太监后，赐姓郑。二十七年内共出海七次，历经五十多个国家，每次远航士兵及随员少则两万，多则三万，遍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达非洲东部。出使次数之多、所带船只兵丁数目之大、航程之远都可堪称当时世界之最。至于出使的原因，大致有三，分别是组织海上联盟，使别国不敢轻启战端；发展国际贸易，以丝绣、瓷器换香料宝货；耀兵异域，以夸示中国的富强。
不过，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1492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
西方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这样写道：“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各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于是，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明王朝以坚定而骄傲的态度选择了“自闭”。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加强皇权。此时的明帝国内部民众的吃穿问题已得到解决，因而没必要再与外国接触，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相当于从根上解决了“外患”问题，不会再受到外邦的侵扰。
可事实证明，如此做法，还是错的。一个人，哪怕他是皇帝，认为自己从来不会犯错，别人永远不会超过自己，这样的想法切合实际吗？一个国家，觉得已经强大到不需要与外国交流，没什么要向他们学习的，这样的思维方式正确吗？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被超越是迟早的事。况且，自身的问题还没能有效解决。
太祖时严禁宦官干政，并立铁碑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斩。”继位的惠帝驭宦官益严，引起宦官的不满。燕王起兵，使宦官多逃附燕军。成祖以为忠，对宦官异常信任，并令他们出使外国、统兵镇边、出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宦官主之，为刺探外事可以不经政府的司法机关许可直接审讯朝臣，甚至非刑虐杀。
明代第一位弄权的宦官是王振，因英宗年幼（九岁），朝政由王振把持。他贪得嗜利，买官鬻爵，为建立功名还发动了两次对外战争。兵败后为乱兵所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使国家体面丧失殆尽。而“国不可一日为君”，英宗被俘期间，郕王即位，是为景帝。后英宗被送回，二者相争遂又发生了兄弟争位的丑剧。
之后的皇帝无论才智与品格都每况愈下，加上宦官的弄权，政治败坏，百姓困苦，历朝历代末年发生的种种预示灭亡的迹象再度出现，明王朝日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