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德柔远”的历史使命
永乐一朝到宣德初期，明廷多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巡航西洋，其目的是什么，以往多有论说。有说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有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经济目的；有的认为是为防御帖木儿帝国的入侵。我以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永乐帝即位以后，急切希望一展新朝的气象，力求建立一个以明帝国为主导的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新局面。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历来都有以我为中心，“君临万方”、“敷德四海”的思想。永乐皇帝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给礼部的诏谕里就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因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这是明王朝当时“锐意通四夷”的世界意识。虽然这种世界意识中带有唯我独尊的消极思想，但是仍应看到，其遣使各国是以通问结好、相互亲睦等美好愿望为出发点的。比如，永乐皇帝在永乐七年(1409)郑和二下西洋时给各国的“敕书”中就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明确指出了与各国相互亲睦、共享太平的意愿。因此，永乐朝沟通四夷是以宣德柔远，以求和平共处为主要目的的。
永乐皇帝即位之时，明朝西北边邻的中亚一带，虽在洪武初年兴起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并于1404年正式向中国宣战，集步骑兵四五十万人开始东征。然而，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病死于兀答刺儿，东征之役只好作罢57,58。而且，帝国也随之陷于分裂，不能再威胁明廷西北边陲的安全。东南一带，洪武时就有走私豪民勾结方国珍旧部或倭寇横行掠夺；永乐即位初，则有豪民“私截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而海外西洋诸国，也因明朝内政的变化，许多与明廷失去了联系。“由于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9]。因此永乐皇帝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南、南海及西洋一线，屡遣郑和船队远航西洋各国，“开读诏敕”，恢复明廷与海外的关系。
马欢、费信、巩珍所撰三书皆以亲身的见闻，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详细经历。三书中马欢《瀛涯胜览》记西洋国家与地区20处，写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成书最早，故有首创之功；且其书记各国物产最为丰富，描述最为详尽。费信《星槎胜览》写于正统元年(1436)，所记西洋各国家地区数量最多，达45个，全书分前后集，前集是费氏亲历之地，后集是费氏据他人讲述而记录之地。巩珍《西洋番国志》写成于宣德九年(1434)，亦记20国，此书内容多承袭《瀛涯胜览》，无太多新意；然书中对某些物产的记述，对航海活动的介绍，也可补充其他二书。
马欢等人所撰下西洋三书虽在内容上详略有别、各具特点，然而却都明确记述了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0]5；“宣布纶音往夷域”[11]1的共同使命。
三书的自序从不同角度反映“宣布纶音”的内容，即要告诉西洋各国：大明皇帝英明无比，天朝地土辽阔，百物富庶，礼仪美奂。比如，费信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12]9言语之间充溢着天朝盛世的恢宏气度和自豪。《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也都表现出这种气势，如马欢说“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11]2；巩珍则认为永乐皇帝“制作谋谟，腾今迈古”[10]6。“宣布纶音”的目的意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使“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罔不悉归于涵养之内”[12]9，“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11]1。就是要用仁义来感化西洋各国，使他们都来效法中国的礼乐制度，敬顺天道纲常，彼此和睦相处，密切联系，以共享太平之福。
二、域外地理、气候物产的实录
下西洋三书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10]5的航程；大量记述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物产之别、疆域之制。从而丰富了人们的地理概念和航海知识，扩大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要涉沧溟十万余里，航行中常常是“烈风陡起，怒涛如山，危险至极”[10]6。然而船队的成员依然云帆高张，无所畏惧，尤其是马欢、费信、巩珍三人，不仅克服了航行中的困难，还秉笔记录了沿途航行的路程、山水形势等丰富的航海资料。以费信的《星槎胜览》为例，书中就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航线和日程。如曰，中国至占城，海舶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1占城至爪哇，顺风二十昼夜可至。[12](前集)13爪哇至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12](前集)18旧港至满刺加，顺风八昼夜可至。[12](前集)19满刺加至苏门答刺，顺风九昼夜可至。[12](前集)23满剌加至锡兰山，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0锡兰山至古里，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5古里至忽鲁谟斯国，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7忽鲁谟斯至天方，顺风十昼夜可至。[12](后集)26可以看出，以上航程是以占城、满刺加、苏门答剌、古里为重要航站的，船队总是先到达这几个航站，再由这几个重要的中转站，分抵西洋各国的。
三书还记录了航行沿途的山形水势，及运用罗盘浮针、牵星过洋等航海知识。比如，费信就提醒远航船队在经过中南半岛海面的昆仑山时，应注意避险，“凡往西洋商贩之舶，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12](前集)8印度半岛的大棋喃“地与都栏礁相近”，“若风逆，则遇巫里洋险阻之难矣。及防高郎阜沉水石之危”[12](后集)16。而溜洋国附近海面，“弱水三千”，水的浮力极小，“若商舶因风落溜，人船不得复矣”[12](后集)23。费信还提醒航行中要警惕海盗打劫，如印尼附近的龙牙门、重迦逻就有“专尚寇掠”的海盗出没。此外，他还记录在苏门答剌东岸有一处淡水港，“二千余里，奔流出海之中，一流清淡味甘，舟人过往汲水日用”[12](后集)4,12,3。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也记录了许多重要的航海知识，如曰：“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斵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是记述当时船队用“牵星过洋”和水罗盘定向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航向。为了准确的判定航向和里程，船队还要选取有经验的船师担任“火长”，执掌“针经图式”，以保“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巩珍还描述了下西洋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壮观景象；记载了船队每停泊一处，需及时“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储，以备用度。斯乃至极之务，不可暂驰”[10]5,6。
下西洋三书更详记了途经三十余国的地理位置、疆域范围、气候变化，以及矿产、林木、果蔬、禽兽、水产等自然资源。三书对亚非各国记载的地理范围虽然没有超出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然而却对《岛夷志略》的内容有重要的补充。从各书的内容上看，三书作者显然在出航之前已对《岛夷志略》有过深入的研究，正如马欢在《瀛涯胜览自序》中所言，经其“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于是他们注意在航行中对汪大渊的记载进行考察和补苴。从三书对西洋各国地理物产的记载上看，有两点是大大超越《岛夷志略》的。一是汪大渊对亚非国家地区的记载，每条之下往往只有寥寥几句，语焉不详，让人费解。而三书中每国每地的内容都十分丰富，其中费信书于地理、疆域的记载更详；马欢书则于物产的叙述更细。二是三书对西洋各国地理物产的记录亦对《岛夷志略》有重要补充。比如，三书所记之“柯枝国”、“阿丹国”、“佐法儿国”，《星槎胜览》所记之“九洲山”、“翠蓝屿”、“剌撒国”、“竹步国”、“木骨都束国”、“卜剌哇国”，《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所记之“黎代国”等10个国家与地区皆为《岛夷志略》所无，故可补汪大渊记载之缺。此外，三书所记之锡兰山国、忽鲁谟斯国、溜洋国、阿鲁国，汪大渊则分别称为僧加剌、甘埋里、溜山、淡洋；马欢、巩珍书所记之南淳里国，汪大渊称喃巫哩；费信书所记之吉里地闷，汪大渊则称古里地闷，这些也可以看出中国对地区的认识，在元人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变化。
至于对西洋各国物产的记载，三书可补《岛夷志略》的内容就更多了。《岛夷志略》所记海外物产品名的数量可谓繁多，据苏继庼的统计有350余种，[13]而三书对西洋各国物产的记录可补《岛夷志略》者，又多达100余种。其中珠宝类的如青米蓝石、昔剌泥、金刚钻、玛瑙、黑珀等；林木类的如白檀香、花梨木、观音竹等；果蔬类的如沙弧米、万年枣、芦荟、胡荽、胡萝卜等；禽兽类的如火鸡、马哈兽、珍珠鸡、飞虎、麒麟等；水产类的如马鲛鱼、鼍龙、神珠等，不胜枚举。尤为可贵的是三书的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形象记录了西洋许多奇珍异产的详状，为人们展示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精彩画面。比如，马欢记占城的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11]3记旧港的火鸡“大如仙鹤，圆身簇颈，比鹤颈更长，头上有软红冠，似红帽之状，又有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肠出即死。好吃烧炭，遂名火鸡。”[11]18类似这样精彩的描述，还有如记满刺加所产的一种树脂称“打麻儿香”[11]23，以及当地常见的被称为“鼍龙”的鳄鱼；[11]25记在阿丹国所见，被马欢称为“麒麟”的长颈鹿。[11]58此外，《星槎胜览》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其中如记龙涎屿海面上的抹香鲸所产龙涎香，[12](前集)27详细生动，也比汪大渊所记更为准确。《岛夷志略》“龙涎屿”曰龙涎香须合它香发之，方有香，不符合实际；以《星槎胜览》所记“焚之，其发清香可爱”为确。总之，三书对西洋诸国地理物产以及航海知识的记载，丰富而详赡，可补前人记述之缺，为增强当时国人的世界观念做出了贡献。
三、西洋各国社会制度、生产生活的记载
下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还表现在他们特别注意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
下西洋三书记载了西洋各国的社会制度、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情况。15世纪初叶，西洋各国的社会发展形态还很不平衡，有的国家等级森严，军队、法制已初具规模。比如占城国“酋长所居高广，屋宇门墙俱砖灰甃砌，及坚硬之木雕琢兽畜之形为华饰，外周砖垣，亦有城墙之备”。“其部领所居，亦分等第。门高有限，民下编茅复屋，门不过三尺，过则即罪之”[12](前集)2。爪哇、暹罗、阿丹等国重兵习武，如阿丹国“人性强梗，有马步锐兵七八千，所以国势威重，邻邦畏之”[11]55。暹罗“风俗劲悍，专尚豪强”，“削槟榔木为标枪，水牛皮为牌，药镞等器，惯习水战”[12](前集)11。爪哇兵为“诸蕃之雄”[12](前集)16。占城国刑罚严峻，“罪轻者以藤条杖脊，重者截鼻，为盗者断手，犯奸者男女烙面成疤痕。罪甚大者，……令罪人坐于尖木之上，木从口出而死”[11]4。而印度半岛的榜葛剌国，则“国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门印信行移皆有，军亦有官管给粮饷”[11]61。而在一些国家，社会形态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如与爪哇相邻的重迦逻“无酋长，以年高德者王之”[12](后集)13。印度半岛的柯枝、古里有“木瓜”民，“无屋居之，惟穴居树巢”[12](前集)33,34。溜洋国居民也是“巢树穴居”，“裸形无衣，惟结树叶遮前后也”[12](后集)23。
下西洋三书的作者每到一处，还深入其地，了解记录当地的民情风俗、文化与宗教等风貌。三书所记载西洋各国众彩缤纷的民俗，开人眼界。如占城、爪哇国民俗忌人摸头，“如有触其头者，如中国杀人之恨”。爪哇、锡兰等地有好吃槟榔之俗，终日“不绝于口”。暹罗旧有鸟葬之俗，“人死，抬尸于郊外海边，放沙际，随有金色之鸟大如鹅者，三五十数，飞集空中，下将尸肉尽食飞去。余骨家人号泣就弃海中而归，谓之鸟葬”。又记印度半岛的榜葛蒯国，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国的耍虎、耍羊、耍猴等杂耍马戏，技艺绝胜[11]6,8,11,37,21,62,65。三书所记各国淳朴的民风，更是令人称道。如苏门答刺北边的花面国“强不夺弱”，“富不倚骄，贫不生盗，可谓一区之善”[12](前集)24。马来半岛上的龙牙犀角地区民风淳厚，“以亲戚尊长为重，一日不见，则携酒持肴而问安”[12](前集)25。天方国则“居民安业，风俗好善”[12](后集)25。又西洋各国有的已有文字，如占城、爪哇皆有文字，然无纸笔，占城“用羊皮槌薄，或树皮熏黑”，“以白粉载字为记”[11]4；爪哇则“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国语甚美软”[11]14。三书还详细记述西洋各国之宗教习惯和习俗，《瀛涯胜览》记占城、暹罗、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等国的佛教习俗和传说，记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的伊斯兰教仪式和穆斯林不食猪肉、妇女蒙面的习俗。《星槎胜览》还详细描述了天方国即麦加的圣殿、黑石等结构、形状。这些都为人们了解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三书还注意记载西洋各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东南亚各国因“田沃勤热”，所以农业往往比较发达。如暹罗“田平而沃，稼多丰熟”；旧港“田土甚肥，倍于他壤。古云：一季种谷，三季生金。言其米谷盛而为金也。民故富饶”。而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国则因“数年无雨”，“草木不生”，所以不合耕种。如佐法儿国“田广而少耕，山地皆黄，亦不生草木，牛羊驼马惟食鱼干”[12](前集)11,18;(后集)18。手工业方面，西洋各国所生产多有海盐、西洋布、酿酒等。酒的品种多样，如榜葛剌国“酒有三四等，椰子酒、米酒、树酒、茭樟酒”[11]60，有些地方还有“蔗酒”。西洋人民心灵手巧，善于就地取材，一物多用。如古里国“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吃，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镶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11]47。三书还记述了各国的货币流通，如《西洋番国志》记爪哇、旧港用中国铜钱，暹罗以海贝为钱，苏门答剌的七成淡金铸钱称“底哪儿”，古里国的六成金铸钱称“吧南”，祖法儿的金币称“倘加”，阿丹国的金币称“甫噜黎”、铜币称“甫噜斯”，榜葛剌国的银币亦称“倘加”，忽鲁谟斯国的银币亦称“底哪儿”[10]10,12,14,20,29,35,36,38,42。
四、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郑和船队的世界性意识不仅表现在他们有较为宽阔的世界概念，即对西洋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现状有尽可能的了解，而且还表现在他们认识到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通过下西洋三书的记述反映出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重要意义。
三书的这种世界性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析。
首先，三书记述了中外交通的历史，和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的史实。我国东南、南方沿海居民早有漂洋过海，移居南洋和开发南洋的历史。下西洋三书记载了中国人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成批聚居，建立新村；或杂居于当地，与“原住民”通婚生活，世代繁衍的历史与现实。如在爪哇“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11]8；其中杜板一地有中国人所创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11]9；苏鲁马益一地也有中国人居住。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11]16。暹罗国也有中国人移居的痕迹，“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11]21。另外，满刺加国也有中国人的后裔，其国人“皮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也”[12](前集)20。这些都是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一起开拓、建设居留国的事迹。三书通过中国移民在域外安居乐业的事实，彰显了“四海为家”的世界观念。
第二，三书记载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并备受尊重的情形，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比如，《星槎胜览》记淳泥国人“凡见唐人在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宿，以礼待之若旧故”[12](后集)14。暹罗女子“遇我中国男子甚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12](前集)11。西洋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友爱热情甚至在刑罚上都表现出偏爱，如费信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12](后集)1。三书还记载了西洋人民对中国文化“知所尊崇，慕尚声教”[14]的热爱。如记暹罗国有道士“颂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之制”[12](前集)11。琉球国人“能习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12](后集)8。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郑和船队，西洋各国的王酋或居民更是待以隆重的欢迎和礼遇。比如费信说郑和船队到达占城时，“其酋长与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12](前集)2。记船队到达榜葛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时，其王“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12](前集)39。船队开读明廷诏书时，其王“恭礼拜迎诏”，随后“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12](前集)40。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马欢记其王闻宝船抵达，“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行礼甚恭谨感伏”[11]55。以上材料虽然是片断、零散的，但却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的影响，说明了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
第三，三书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郑和船队“沟通四夷”，建立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西洋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从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船队分赴亚非进行贸易，是把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作为三个主要贸易区的。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上，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是针对三个贸易区的三个商贸据点。按三书记载，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11]25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11]42，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12](前集)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11]63。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商贸的第三个据点。
三书记载郑和船队与西洋各国的商贸活动是形式多样的。按马欢所述，有的地方是委托当地头目或称为“哲地”的财主进行买卖，如古里国、柯枝国。有的是直接与当地居民进行物物交换或钱物交易，如在祖法儿，“其王差头目通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木别子这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是“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11]54—55。这些互利互惠、平等直接的交易，加深了中国人民与西洋各国人民的友谊。除民间贸易外，更多的是通过郑和船队的出使，建立起庞大的朝贡贸易体系，从此西洋各国利用朝贡贸易体系与明朝保持通畅的商贸往来。马欢《瀛涯胜览》中所记20国，无不前来中国朝贡方物。三书之中所记各国“进贡朝廷”、“进奉中国”、“赴阙进贡”、“献斋于朝廷”之例，俯拾皆是。而朝廷在接受贡品后，往往本着“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15]的方针，“赐赍有加”，给对方以优厚的回赐。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居世界前列，中国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和生产工具为西洋诸国所欢迎和使用。郑和船队不仅传播了中华礼乐文化等精神文明，也传播了先进的物质文明。按三书的记载，宝船经常运往西洋的“货用”有青白花瓷、铜铁农具、金银、烧珠、印花布、色绢、丝绸、锦缎、水银、雨伞、麝香、樟脑、草席、铜钱、铁鼎等40多种，而其中“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为各国“甚喜”之货物。[11]37当然，三书也记录了郑和船队从西洋采购的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土特产品。中外商贸繁荣的景象，反映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同时也说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郑和船队的远航，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下西洋三书以其翔实的内容，一方面从研究域外的角度，使人们既了解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又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努力反映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也向人们说明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联系性。这些丰富的世界性意识对于促进明代社会以更为开放的态势面向世界，在明中后期开放海禁，“分市东西路”[16]，对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剧，是有其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的。
总之，三书对西洋诸国地理物产以及航海知识的记载，丰富而详赡，可补前人记述之缺，为增强当时国人的世界观念做出了贡献。
三、西洋各国社会制度、生产生活的记载
下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还表现在他们特别注意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
下西洋三书记载了西洋各国的社会制度、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情况。15世纪初叶，西洋各国的社会发展形态还很不平衡，有的国家等级森严，军队、法制已初具规模。比如占城国“酋长所居高广，屋宇门墙俱砖灰甃砌，及坚硬之木雕琢兽畜之形为华饰，外周砖垣，亦有城墙之备”。“其部领所居，亦分等第。门高有限，民下编茅复屋，门不过三尺，过则即罪之”[12](前集)2。爪哇、暹罗、阿丹等国重兵习武，如阿丹国“人性强梗，有马步锐兵七八千，所以国势威重，邻邦畏之”[11]55。暹罗“风俗劲悍，专尚豪强”，“削槟榔木为标枪，水牛皮为牌，药镞等器，惯习水战”[12](前集)11。爪哇兵为“诸蕃之雄”[12](前集)16。占城国刑罚严峻，“罪轻者以藤条杖脊，重者截鼻，为盗者断手，犯奸者男女烙面成疤痕。罪甚大者，……令罪人坐于尖木之上，木从口出而死”[11]4。而印度半岛的榜葛剌国，则“国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门印信行移皆有，军亦有官管给粮饷”[11]61。而在一些国家，社会形态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如与爪哇相邻的重迦逻“无酋长，以年高德者王之”[12](后集)13。印度半岛的柯枝、古里有“木瓜”民，“无屋居之，惟穴居树巢”[12](前集)33,34。溜洋国居民也是“巢树穴居”，“裸形无衣，惟结树叶遮前后也”[12](后集)23。
下西洋三书的作者每到一处，还深入其地，了解记录当地的民情风俗、文化与宗教等风貌。三书所记载西洋各国众彩缤纷的民俗，开人眼界。如占城、爪哇国民俗忌人摸头，“如有触其头者，如中国杀人之恨”。爪哇、锡兰等地有好吃槟榔之俗，终日“不绝于口”。暹罗旧有鸟葬之俗，“人死，抬尸于郊外海边，放沙际，随有金色之鸟大如鹅者，三五十数，飞集空中，下将尸肉尽食飞去。余骨家人号泣就弃海中而归，谓之鸟葬”。又记印度半岛的榜葛蒯国，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国的耍虎、耍羊、耍猴等杂耍马戏，技艺绝胜[11]6,8,11,37,21,62,65。三书所记各国淳朴的民风，更是令人称道。如苏门答刺北边的花面国“强不夺弱”，“富不倚骄，贫不生盗，可谓一区之善”[12](前集)24。马来半岛上的龙牙犀角地区民风淳厚，“以亲戚尊长为重，一日不见，则携酒持肴而问安”[12](前集)25。天方国则“居民安业，风俗好善”[12](后集)25。又西洋各国有的已有文字，如占城、爪哇皆有文字，然无纸笔，占城“用羊皮槌薄，或树皮熏黑”，“以白粉载字为记”[11]4；爪哇则“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国语甚美软”[11]14。三书还详细记述西洋各国之宗教习惯和习俗，《瀛涯胜览》记占城、暹罗、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等国的佛教习俗和传说，记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的伊斯兰教仪式和穆斯林不食猪肉、妇女蒙面的习俗。《星槎胜览》还详细描述了天方国即麦加的圣殿、黑石等结构、形状。这些都为人们了解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三书还注意记载西洋各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东南亚各国因“田沃勤热”，所以农业往往比较发达。如暹罗“田平而沃，稼多丰熟”；旧港“田土甚肥，倍于他壤。古云：一季种谷，三季生金。言其米谷盛而为金也。民故富饶”。而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国则因“数年无雨”，“草木不生”，所以不合耕种。如佐法儿国“田广而少耕，山地皆黄，亦不生草木，牛羊驼马惟食鱼干”[12](前集)11,18;(后集)18。手工业方面，西洋各国所生产多有海盐、西洋布、酿酒等。酒的品种多样，如榜葛剌国“酒有三四等，椰子酒、米酒、树酒、茭樟酒”[11]60，有些地方还有“蔗酒”。西洋人民心灵手巧，善于就地取材，一物多用。如古里国“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吃，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镶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11]47。三书还记述了各国的货币流通，如《西洋番国志》记爪哇、旧港用中国铜钱，暹罗以海贝为钱，苏门答剌的七成淡金铸钱称“底哪儿”，古里国的六成金铸钱称“吧南”，祖法儿的金币称“倘加”，阿丹国的金币称“甫噜黎”、铜币称“甫噜斯”，榜葛剌国的银币亦称“倘加”，忽鲁谟斯国的银币亦称“底哪儿”[10]10,12,14,20,29,35,36,38,42。
四、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郑和船队的世界性意识不仅表现在他们有较为宽阔的世界概念，即对西洋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现状有尽可能的了解，而且还表现在他们认识到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通过下西洋三书的记述反映出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重要意义。
三书的这种世界性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析。
首先，三书记述了中外交通的历史，和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的史实。我国东南、南方沿海居民早有漂洋过海，移居南洋和开发南洋的历史。下西洋三书记载了中国人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成批聚居，建立新村；或杂居于当地，与“原住民”通婚生活，世代繁衍的历史与现实。如在爪哇“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11]8；其中杜板一地有中国人所创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11]9；苏鲁马益一地也有中国人居住。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11]16。暹罗国也有中国人移居的痕迹，“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11]21。另外，满刺加国也有中国人的后裔，其国人“皮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也”[12](前集)20。这些都是中国人与当地居民一起开拓、建设居留国的事迹。三书通过中国移民在域外安居乐业的事实，彰显了“四海为家”的世界观念。
第二，三书记载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并备受尊重的情形，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比如，《星槎胜览》记淳泥国人“凡见唐人在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宿，以礼待之若旧故”[12](后集)14。暹罗女子“遇我中国男子甚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12](前集)11。西洋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友爱热情甚至在刑罚上都表现出偏爱，如费信说真腊国刑罚规定“蕃人杀唐人偿其命，唐人杀蕃人则罚其金，无金卖身赎罪”[12](后集)1。三书还记载了西洋人民对中国文化“知所尊崇，慕尚声教”[14]的热爱。如记暹罗国有道士“颂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之制”[12](前集)11。琉球国人“能习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12](后集)8。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郑和船队，西洋各国的王酋或居民更是待以隆重的欢迎和礼遇。比如费信说郑和船队到达占城时，“其酋长与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匍匐感沐天恩，奉贡方物”[12](前集)2。记船队到达榜葛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时，其王“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12](前集)39。船队开读明廷诏书时，其王“恭礼拜迎诏”，随后“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12](前集)40。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马欢记其王闻宝船抵达，“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行礼甚恭谨感伏”[11]55。以上材料虽然是片断、零散的，但却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的影响，说明了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
第三，三书用很大的篇幅展示了中外贸易的繁荣，说明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郑和船队“沟通四夷”，建立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西洋各国进行商品贸易。从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船队分赴亚非进行贸易，是把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作为三个主要贸易区的。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上，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是针对三个贸易区的三个商贸据点。按三书记载，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11]25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11]42，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12](前集)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11]63。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商贸的第三个据点。
三书记载郑和船队与西洋各国的商贸活动是形式多样的。按马欢所述，有的地方是委托当地头目或称为“哲地”的财主进行买卖，如古里国、柯枝国。有的是直接与当地居民进行物物交换或钱物交易，如在祖法儿，“其王差头目通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木别子这类，来换易纻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是“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11]54—55。这些互利互惠、平等直接的交易，加深了中国人民与西洋各国人民的友谊。除民间贸易外，更多的是通过郑和船队的出使，建立起庞大的朝贡贸易体系，从此西洋各国利用朝贡贸易体系与明朝保持通畅的商贸往来。马欢《瀛涯胜览》中所记20国，无不前来中国朝贡方物。三书之中所记各国“进贡朝廷”、“进奉中国”、“赴阙进贡”、“献斋于朝廷”之例，俯拾皆是。而朝廷在接受贡品后，往往本着“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15]的方针，“赐赍有加”，给对方以优厚的回赐。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居世界前列，中国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和生产工具为西洋诸国所欢迎和使用。郑和船队不仅传播了中华礼乐文化等精神文明，也传播了先进的物质文明。按三书的记载，宝船经常运往西洋的“货用”有青白花瓷、铜铁农具、金银、烧珠、印花布、色绢、丝绸、锦缎、水银、雨伞、麝香、樟脑、草席、铜钱、铁鼎等40多种，而其中“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樟脑”，则为各国“甚喜”之货物。[11]37当然，三书也记录了郑和船队从西洋采购的各种奇珍异宝和大量的土特产品。中外商贸繁荣的景象，反映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同时也说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郑和船队的远航，是一次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下西洋三书以其翔实的内容，一方面从研究域外的角度，使人们既了解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又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努力反映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也向人们说明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联系性。这些丰富的世界性意识对于促进明代社会以更为开放的态势面向世界，在明中后期开放海禁，“分市东西路”[16]，对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加剧，是有其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