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写于2013.5.16 永定
原本计划在厦门住三个晚上，结果住了六晚。坐上去永定的大巴后，我很高兴，好像重新出发了一样。
爸爸在微信上看完我写的两篇文章《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出发》和《改变或还原》后发信息说：大胆走，放手干，爸爸永远做后盾。我想他是在鼓励我，也是在鼓励自己。我们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点亮生命的人。
好几次想要出发但都成了说说而已。以至于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爸爸都开始质疑我：你现在到底在干嘛？还出不出去？停滞不前的状态是令人恐惧的。我知道我想要的体验就在那儿，出去了就会有的。
生活是由你认识的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如果你认识的人都是现实的人，那你的生活多半也会现实。若你认识的人是相信理想的、有趣的，那你的生活多半也会变得有意思。我虽然还不知道理想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我隐约中感觉有理想的人是热爱生活的。我想通过旅行认识一些热爱生活、有理想的人。它不仅给我机会去聆听故事、观察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理想、现实、和生活的看法可以给与我信心去坚持内心对于“生活本来的样子”的看法。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像“我”一样的人会给人温暖。
但其实，看到很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同样给人温暖。
在厦门多待的几天，是因为我跟大雄无意中说了句：我特别想采访按摩的人。有段时间，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对各行各业的人充满好奇。记者是怎么工作的？摄影师拍片都用什么设备？化妆师都怎么给人化妆？调酒师眼中的夜店是怎么样的？盲人按摩的人真的是盲人吗？酒吧歌手、清洁阿姨、邮递员、司机、收费站里收银的、理发店洗头的、早餐店端盘子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儿的？城市的发展滋生出好多新的行业、带来了好多外来的新面孔。人大概本性中就对新的东西好奇吧。
对于各行各业的好奇最早可能是来自于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好多你都认识但不明白的词和专业，会让人直接想放弃思考，随便选个专业：反正还要调剂的；反正读这个，以后不一定会干这个。好像对于理想以及“你将来想干什么”的教育被跳过而直接升级到——职业。好像你将来要干什么是跟你现在要学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好像你做什么都只要分数高就可以一样。不管那是什么分数。
大雄是因为一个公益机构认识的，是个随和的户外运动和骑行的爱好者。一路的行程，他在上海帮我运筹帷幄，联系各种朋友在每一程给与我帮助。虽然没有跟大雄见过几次，但却毫无交流障碍，给与我出发和走下去的信心。这种受到帮助的感觉是极好的。在知道我有要采访按摩的人的想法后，他忽然想起在厦门的朋友开了一家足浴按摩休闲会所。这个朋友是大雄的拜把子兄弟，暂且称之为张哥吧。
大雄说可以随意麻烦张哥，想怎么采访怎么采访。可是我犹豫这样真实的采访是不是要避开会所老板比较好？最好的状况是短信联系张哥，得到他店的地址，然后我默默的进去按个脚，跟按摩技师聊聊天，然后征求她同意录一段。可是大雄很热心，张哥很热心。我有点不忍心。我发了短信，不过最后张哥给我打了电话，约了见面。
张哥从前最早也是从洗脚做起，是个技师。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拼搏，有了现在的高级的休闲会所连锁店。里面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非常气派。虽然已经是做大事的人了，但张哥还是很随和。其实人也只有三十多岁，女儿才四个月大。张哥很热心的跟我说，“你可以去采访那个刘丽。”他说的是2010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捐助孩子读书的洗脚妹刘丽。她现在已经是人大代表了。也有了自己的公益组织，丽行公益。“她还刚刚见了习主席呢。”张哥略带自豪的说。张哥跟刘丽从前就认识。张哥的老婆跟刘丽又是好朋友。所以刘丽给足张哥面子，张哥给足了大雄面子。于是乎，我知道了我可能可以采访到刘丽。
可是我这个人大概有股逆反心理。你越是跟我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厉害，我就越觉得她没那么厉害。你越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成功，我就越想知道她在哪里失败过。你越是说这个人怎么怎么美好，我越是想知道她隐藏了什么。
其实，我对刘丽没有太大兴趣。《感动中国》最早一期，我记得是在学校里，中午停课全校一起看的。之后，每年学校里也会搞《感动**》的大型晚会。不过，第一期过后，我就再没有太多的感动了。所以当大雄和张哥跟我说起感动中国时，我并没有很激动。只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跟张哥说，“我想采访一般的技师。只要客人同意、技师同意就行了。”张哥叫来了个不知道是经理还是领班的人，正要下达命令让他去安排个可以采访的技师，还建议说可能从点名要求的技师找比较好。因为客人和技师比较熟悉，可能不会介意我采访技师。
过了会儿领班回来了，说不同意。张哥试图安慰我：毕竟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虽然都说是服务行业，但是毕竟还是有些老思想在。别人会觉得是下人做的事情。
于菲是大雄在厦门的另外一个朋友。几天相处下来，于菲已经非常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她在我旁边帮着我说，“只要我们不这么想就好了。”我说，“镜头就是个镜子。我只把它记录下来。不会有偏见。”
我觉得领班和张哥都有点面露难色，便说，“我去吧。你把有客人的房间号给我。我去一个一个的敲门。”张哥还想跟着我去，被于菲劝住了，留下来跟她聊天。但是我去之前，张哥一再强调，就说你是在美国读书的学生，要完成个作业，把自己说得厉害一点，他们可能会愿意的。
领班带我走到一间房间门口。我说，“你就帮我敲个门。我自己进去说。”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对领班点点头。他敲了门，开了门，然后撤了。两个床位，男人躺着。两个技师在给他们按摩。
“不好意思两位，不知道有没有两分钟听我讲一下。”两客人没反应的愣在那里。我没等客人反应过来接着说，“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拍一部纪录片，想拍一个关于各行各业人对于理想和现实的看法。想采访一下技师，不知道两位客人介意不介意。”靠门的那位客人别着头，眼睛往上翻着看着我，说“不介意不介意。”我很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可是我们介意。”帮他按脚的技师对着我说。
我可以感受到那时，我的面部僵掉了。客人倒是有意要帮我解围，“没关系的，采访一下又没什么。”但是那个技师很坚决，不同意，也不愿意再多说。另外一个技师只是在按脚，始终没有出声。
我想再争取一下，“是这样的，我不是什么电视台或者报社的，我也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只是想真实的拍一下大家对理想的看法。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一路还要去很多其他地方。”她又开了口，“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有的人愿意采访，有的人不愿意采访。”
回想这段时，我忽然想起央视的那个“请问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虽然那是个在网络上被各种神吐槽的采访，但我仍然觉得那是有意义的。至少那些神吐槽也是有意义的。
我没有放弃。领班帮我敲了第二扇门。里面刚好走出来一个手上端着洗脚盆的技师。里面只剩下两个客人和一个技师。我重复之前的话，还加上了美国留学生的介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那么个定语在前面，这关于理想的采访就会变得不那么荒谬一样。
客人仍然很爽快的答应了。“啊，我还没有嫁人呢！不要采访我。”客人爽快的应声好像给了技师压力，让她近乎喊起来。她看我有些不解，接着说，“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干这个。”我又再争取。
一路上我看柴静的《看见》。里面有一段说，当你采访一个“弱者”时，你要表现的比他们更可怜，博取他们的同情，他们才有可能让你采访。我说，“我已经问了好多人了。你就让我采访吧。我是从上海过来的。我只是随便的问一问。”那女孩其实也不是特别抗拒，只是为难的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勉强的同意了，但是不能拍摄。我说好！我给她看，我把镜头的盖子盖住，只录音。
我搬了个座椅，坐在女孩边上，看着她给客人按脚。“你刚说你还没嫁人呢，所以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啊，你看我们这行，100个里面有98个是瞒着家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行业比较特殊嘛。大部分客人都是男的。如果家里知道了，会马上把我拉回老家找个男人嫁了。”
我顿时理解了之前那个拒绝我的技师。她不是在拒绝我，只是在保护自己。我根本没有站在她们的角度上想问题。每个人或许都有表达的欲望，可是对着镜头讲，和对着人讲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女孩是四川来的。她说最早是她朋友带她来厦门的。现在朋友走了，她还留在这儿。“干了多久了？”我问。
“快一年了。”
“打算再做多久？”
“再做一年吧。”女孩一边说，一边手上还在使着劲。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确定的时间点？”
“其实吧，干我们这行很伤身体的。我是晚班，要一直干到凌晨5点。一个月就两天休假。”
“白天干什么？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吗？”
“睡觉。有的时候也会跟同事出去逛逛街，唱唱歌。”
“那你会不会跟你以后老公说，你以前做过技师，给人按摩？”
“会啊。其实这也没什么。现在都是正规的服务行业。只是老家的人不了解。他们有误解，不知道按摩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有没有给你爸妈洗过脚？”
“没有。”她爽朗的笑了起来。
“那你以后找一个不介意你做过按摩的人？”
女孩点点头，笑着。
“你多大了？”
“23。”
“我也23。”
沉寂。只有电视机里抗日战争的打打杀杀声。两个客人正在看电视。
“你以后打算待在厦门，还是回老家？”
“应该回老家吧。也不一定，如果在厦门找到老公就留在厦门。”
“有兄弟姐妹吗？”
“有个姐姐。”
“她知道你干这行吗？”
“不知道。”
这个客人好像常常叫这女孩按，说：“今天按得重了点嘛。轻点儿。”
“有没有遇到一些不愿说话的客人？”
“有。”
“那怎么办呢？”
“就好好按。”
“有没有遇到些不好的客人？”“
有，常有人会问，小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啊什么的。”她停顿了会儿，又说，“其实还好，像这种大城市里的人素质还是挺高的。”
我问她以后想干什么，她说想要转行做美容行业。说其实很多都差不多，但是客人大部分会是女的，所以比较好。但是现在要多攒一点钱，留着学习做美容师。她还说她以前想做幼教。高一不读书了之后，大家都去学了计算机，她也学了计算机，做了会计。我说那不错呀，可是她说在她们老家工资很低的。她说她还做过平面。我疑惑。她说是广告设计。我说那很高级啊。她说没什么钱拿，一个月就几百块钱，没前途。我心想，我在美国学的就是广告专业。
采访一直这样进行着。相机的方框里全黑，只有右上角一个红点亮着。我觉得这不是在拍“洗脚妹”，而是在拍我。
我问，“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说想找个男人一起开个小店。我问她有没有了解过开个小店要多少钱。她说在超市旁边的那种小店大概两三万吧。我问，“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她说“只要对我好，也不要赚太多钱。”她好像想着什么事情，又接着说，“其实吧，家里也不是说很穷。就是自己比较好强，想出来。”
女孩去卫生间倒洗脚水。我一个人坐在位子上。两个客人盯着电视机看。时不时聊上那么一两句，或者哈哈笑几声。
我想我也比较好强。刚毕业回来时，爸爸也想托关系帮我找工作。我拒绝了。后来虽然我自己找到了工作，但却因为理想的借口离开了。我想我也是想找个对我好的人，也不要赚太多钱。
采访结束了。“希望你可以生活得幸福。”我是在对我自己说。
理想可以成为逃离现实的借口，但是生活本身的压力压着有理想的人必须每天面对着现实。我抱了一下这个跟我同龄的女孩。女孩最后看我眼眶里有泪水，有点不知所措，一只手停了下来。“如果你想联系我，你就问你们领班。他会有办法拿到我的联系方式。”我握着她的手停，认真的看了她几秒，说“谢谢你！”然后转身走了。
我没有直接给她我的号码。她确实可以通过领班拿到我的联系方式。因为领班可以从张哥那里拿到我的号码。但是，我没有直接留号码给她。可能潜意识里，不希望我的生活被打扰。但今天，我或许打扰到了她的生活。可能好，可能是不好。
回到张哥和于菲聊天的地方。那是一个像自助餐厅一样的地方。于菲跟张哥正吃着水果。张哥见我回来了，冲着我问，“怎么样怎么样？”我大概简略的叙述了下采访的过程。张哥问是不是要再安排个人采访。我说不用了。今天够了。他说明天帮我联系徐丽，让我等他电话。
晚上我回鼓浪屿，坐在出租车上，将耳机音量开到最大。已经接近11点，还在堵着车，霓虹灯闪着光，街边还有人走动。我脑袋完全放空，什么也不愿去多想。到码头，有拉着旅行箱的，有说着当地话的。船上的风吹着很舒服。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收到张哥电话，让我马上去他店里，说刘丽过来了。我边把可以采访刘丽的消息微信给大雄，边在出租车上百度刘丽。大雄几天前就嘱咐我去看一下感动中国对刘丽的采访。可是我都没看。没时间，也没觉得张哥真能约到刘丽。所以一时间我有点紧张起来。这时传来大雄微信：“记住关键词：公益。”我说，“不对，关键词是家庭。或者不要预设关键词。”
找到张哥时刘丽还没到。张哥又跟我说，刘丽见过很多人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认得她。习主席也认得他，说你就是那个洗脚妹。张哥还说，你这个片子是要干什么的？很多人采访过刘丽的，她认识很多做媒体的人，说不定可以帮到你。
刘丽到了。我跟她握了个手。她说她不接受采访。
张哥坐在一边，有些不好意思。我也很尴尬，一个劲说没关系没关系的。刘丽说她现在每天都要接到好多预约采访的电话。所有除官方安排的党报记者采访，她都拒绝。我问，如果没有感动中国，没有见过领导人，会不会拒绝采访。她说她就是不想别人都带着放大镜看自己。所有没有必要的采访她都拒绝。
张哥又给我美言几句：小姑娘是美国留学的，要拍个纪录片。“嗯，拍拍各行各业的人对理想和生活的看法。”我把话接过来补充说道。“嗯嗯，小姑娘很不容易的。还要去好多地方的。”张哥又美言。
刘丽略有疲倦，倒也没有厌恶的面色。“你去采访那些洗脚妹，没有必要采访我了，或者上网去搜我，网上资料你都可以用的。媒体啊，采访啊什么的我见的多了，都差不多的。你去网上搞一搞，看一看就差不多了。”
张哥又说，“她就是想要真实的记录、体验生活。”哎，感谢张哥。不过我真是如坐针毡。
“如果你真的是要体验生活，你就去采访扫大街的。你去采访那些做着最辛苦的活儿、工作的时间最长、拿着最低工资的、最被社会忽略的人。不要采访我。”
刘丽进了洗手间接电话。
张哥又开始安慰我，说刘丽有时说话是比较直接甚至尖锐。她现在是人大代表。开两会时，说了“临时夫妻”的问题。说现在外来打工的人来到城市，一年就回家一次，一次就回去那么几天，老婆孩子在家待着，出来打工的就临时找个人做临时的夫妻。张哥说，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刘丽接完电话回来。我看到她手机屏幕是个黄底黑字的“家”字。
我问她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理想。她说她现在的生活就是理想。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说，我昨天晚上在店里也采访了个技师，问问她的理想，了解她的生活。刘丽笑了，还给我说了个故事。有次她跟领导开会，有个领导在教育员工，问员工的理想是什么。她说她当时就笑了。你让一个洗脚的谈什么理想？！你根本就不了解她的生活。
刘丽还给我建议：多看一点沟通交流的书，学会推销自己。她还说，她不是学电视的，如果她是学电视的，肯定做的比我好。因为我对别人有需求，我是去找个主题，然后拉个人来采访。而她可以让对方自己把心里的话倒出来。
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推销自己？如果一个人向我推销自己，我肯定不会去理他。因为我不想去被动的接受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刘丽说，一个打工的，他会跟他的朋友讲心事，跟家人讲，可是不会跟你讲。人和人之间就是不平等的。要让别人跟你讲，就要学会推销自己。我想，或许这就是柴静书中引用到的别人的话，让弱者同情你，你才可能采访到弱者？
“你能理解我想做这样一次旅行和采访的意义吗？”刘丽又笑了。
刘丽和张哥都说我学生气，学院派，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但是，生长在哪里本就不是谁能控制的。就是因为不了解，人和人之间才会出现不平等、有偏见。
可是在后来跟于菲的交谈中，她提到，前一天晚上我们在跟张哥想怎么采访洗脚妹时，于菲说我的语言上对他们的行业略有歧视或偏见。我很诧异。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让于菲回忆是哪一句话，她也记不清了。但是这让我觉得有时即使你主观上强迫自己去客观表达，但你潜意识里还是会有一些看法被带入到你的表达中。而这种潜意识可能不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而是社会给你的，是别人给你的。
跟刘丽的采访是泡汤了，交流也让我吃力。但收获是大大的。起码她让我思考。让我知道，即便我试图去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我不是做着她的职业，过着她过的日子，我就没有办法说我了解她的生活，也没有资格去评论一个人在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理想的怂恿时所做出的决定。
张哥把我和刘丽送到楼下。刘丽开着借来的车。车上有个金色的毛主席像。我又跟她握了手，说“谢谢你”。她说，如果需要帮忙，可以通过张哥联络到她。她也没有直接留电话给我。我忽然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是你去刻意营造出来的，它只是处于一种自我保护下的潜意识状态。这种自我保护给人安定感。可是，当你愿意相信平等时，或许你和他就是平等的了？
这次旅行计划很脆弱，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情停下来。因为我不了解，我想了解，所以我出发。我问，我犯错，我问很傻很天真的问题，是去找寻真实的反应。有以前的老师和现在的朋友在微信和网站上同步我的旅行。有人留言说，羡慕我。也有路上遇见的陌生人说，别一个人走，这里不是美国。好友益凡说，“当你做理想的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一路上，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好多都是不怎么认识、没见过或者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街头艺人为我清唱、青旅的陌生人冒雨陪我再去吃一次同一家的沙茶面、大巴上的同路人给我香蕉吃，还请我吃晚饭，跟我讲他们女儿的故事。我跟他们讲我的理想，讲我想做的事，讲我的旅行。他们给我机会去知道他们的生活。虽然如刘丽所说，我不是他们，我不可能真正了解。但感谢你们，对我善良且真诚，给我建议和批评。感谢你们在我还没有把自己了解清楚的时候相信我。或许这是理想的力量，是沟通的力量。全世界都来帮助你，是因为理想的事，是正确的事，是美好的事，是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年龄、什么生活状态的人都共同向往的事。
第一次住青旅 旅程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