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这篇文章，我不由得感慨万千，想到了我同县的一位前辈，1914年出生的任仲夷同志。任仲夷同志1935年在中国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36年入党，之后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救亡图存做出了卓越贡献。到抗战末期，任仲夷同志已经是河北省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了。我县自清末以来，救亡图存运动无一缺席。义和团运动中，以我县赵三多为首的“十八魁”率众起义，纵横于华北平原；而在抗日战争中，除了任仲夷外，尚有王启明开国少将等一干抗日英雄出世。威县人民习武成风，但救国救民并非是习武所致；参加义和团、抗战，也并非是威县人民强调苦难、主张抗争，不追求和平主义所致。威县人民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过程这无役不与，恰恰是内心深处存在的黄老思想所致。
威县所处之地，自战国以来，黄老之说蔚然成风。延及汉末，有张角倡太平道；及北魏，有崔浩谈玄学。即便是到了清末，威县一带，释迦寺少，黄老观多，虽然中国第一座佛寺普彤寺就在左近，但当地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黄老为主的汉族传统信仰。如果说黄老之道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倒是有几分道理，但如果说在黄老之道教导下，人民民族主义精神膨胀，则去实际远矣。察义和团运动起因，一方面是天主教广泛传播、强夺民间信仰教产，一方面是地方官员颟顸，袒护洋人，欺压良民。义和团运动，是宗教战争，但更是阶级斗争，所以在义和团的口号中，终究是离不开“清”和“洋”两个字的。须知黄老之道，源出于中原小农阶级的思想，对其他宗教思想的包容性强，但对侵夺土地的行为好不容忍，历史上，今日冀鲁交界一带，以宗教为号召的农民起义频发就是这个道理。《史记·货殖列传》里也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在民族危亡之时，对异族侵吞土地的担忧成了当地人民难以忘怀的最大乡愁，于是，任仲夷等前辈果断走上抗日道路，不但是民族逻辑的必然，也是地方逻辑的必然。这非但不是不爱和平，反倒是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平的行动。
“战争无论胜者败者都将一无所获”，这着实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战争中的处境。战败了，小资产阶级固然可能家破人亡，即使战胜，即便可以收获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自己因为不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反而可能要出钱出命，最终也不过是“一无所获”。日本的小资产阶级有这样的想法毫不奇怪，近代史上，日本除了在早年间遭受过美国的侵略并战败以外，对朝鲜、对大清、对沙俄的不义之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出力最少，所得几乎最多，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才终于战败了。日本一国上下，因为对外侵略战争战败而获得的教训太少，日本小资产阶级由此才产生了“战争无论胜者败者都将一无所获”这种可笑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反观中国，自1840年以来，几乎在反抗侵略战争中毫无胜绩，一场正义的胜利，对中国人民可谓是奢侈而来之不易的。所以无论是在70年前，还是在70年后的今天，中国主流舆论从来不会说“战争无论胜者败者都将一无所获”，因为久经苦难的我们，深知在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中，胜利就是活下去，就是活得更好，而失败则意味着死亡，意味着苦难进一步加深。这在过去，是中国小农阶级逻辑的必然，而随着民族困苦的加深，最终成为了全民族的必然逻辑。
我必须承认，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某种程度上的确在“强调苦难，抗战、复兴。它的民族主义基调、一种暗藏的感情。从国内政治需要角度看极易理解。这也是我们成长教育的一部分。而外国人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军事化和野心的展示，给予负面诠释。”喜羊羊和灰太狼的逻辑怎么可能一样？我们从被压迫民族的行列中走出来，不过区区几十年的时间，而我们过去承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承受帝国主义的歧视，加起来几乎有二百年。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上不一致，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绝对不是因为日本人民爱好和平，而中国人民提倡斗争这么简单。“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其结果必然是“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必须站在本民族、本阶级的角度，承认差异，敢于斗争。因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要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共同谋划人类的发展，也是要坚持这个原则。万不能因为吃了几年洋墨水，就试图去消弭不可消弭的鸿沟，或是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追求一致，损己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