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基本生产模式是什么?精耕细作的主要表现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8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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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
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
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
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一、问题的提出

精耕细作一般是指作物在栽培过程中,从整地到收获所做的一系列的细致周到的技术措施。育种、改良土壤和改革工具等,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不在上述过程的范围内,但也很难截然划分,一般需要这些基本建设来帮助做好精耕细作,有时甚至基本建设直接成为精耕细作的组成部分。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上可贵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珍视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摸清楚这一传统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我们近年编写《中国农学史》,也涉及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历史分期问题。6月16日,我曾在南京历史学会就这一课题作了报告,会后征求了意见,现将原报告提纲修改压缩,写成此稿发表。因为篇幅关系,只能提出一个粗浅的轮廓,以后有需要时再补充说明。

二、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幼稚,谈不上精耕细作。到了能够创造剩余产品,逐渐形成奴隶社会时,农业技术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很粗放,而且奴隶在奴隶主的鞭挞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产生精耕细作。
现在史学界对于西周和春秋是不是奴隶社会有争论,但是对于战国时代转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则意见比较一致。在这一转变中,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铁农具出现于春秋,至战国而广泛使用。近年已陆续有战国时代的铁农具出土,还在魏墓中发现使用畜力的铁犁,而且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铁农具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小家庭有经营农业生产的可能,而且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发挥生产潜力。这样就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土地渐由奴隶主所有转变为地主所有,耕作渐由集体转变为分散的小经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者通过阶级斗争,逐渐获得农业经营上的自由,生产多寡至少部分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想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小经营的范围内,要在小块土地上增加生产,那就势必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也就是走精耕细作的道路。
再看当时文献上所反映的农业技术: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熟耰就变为通行语汇。施肥也是到战国时代才受到重视。灌溉的起源较早,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这些就是精耕细作技术措施的具体表现。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魏文侯时(公元前5世纪)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上述所列争取丰收的技术措施。再探索一下战国时代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可以收到谷子百斤以上,已有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我国在战国时代开始有农学专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其中有系统性的成套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我国农学产生于此时,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农业生产实践中精耕细作技术的产生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明显而一致地表示: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再放大范围来看: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也是有名的诸子争鸣时代。这些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不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划时代变革所引起的。在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是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通过阶级斗争,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因而引起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此时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上,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基本建设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方面剧烈变化的历史,也帮助说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

三、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

(一)总说
从战国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精耕细作传统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发展很慢,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停顿,但是总的趋势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在前进。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战国至南北朝为前朝,隋至元末为中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后期。这里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
(二)封建前期
封建前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的逐渐奠定为起点。奴隶制残余的影响还很大。徭役繁重。秦国有爵者有役使无爵的庶人的权利,有使一般农民向农奴转化的趋势。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发展到建立堡垒,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部曲)和人身依附的农民(徒附),又有走向农奴化的趋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荫客权利,也等于承认依附关系的合法。不断的农民和统一政权的再建立,一再阻挡和打断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曹魏屯田使许多农民成为国家佃户。西晋在曹魏屯田和户调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而成占田课田制度,后魏又加以损益而成均田制度。主要精神在使耕者耕种相当土地(面积有伸缩,但在某种限度内)而负担一致的租税。这里实质是统一政权(王朝*)向割据势力(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势力互为消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历次大,使兼并与压迫不能无*的发展,保障或进一步使农民自己获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活动余地。这样就保存了生产积极性,因而保证了精耕细作传统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农田水利建设偏重在这一地带。耕作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北方旱田,特别注重抗旱保墒。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地的,西汉赵过发展为代田法,泛胜之又进一步发展为区田法。区田法综合运用并发挥了深耕、施肥、适当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等一系列的丰产措施,辛勤细致地集中使用于较小面积而创造高额丰收,可以说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一个非常突出的集中表现。轮栽、复种、施肥、选种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旱田使用的农具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耕作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种现象,是和我国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互为因果的。经济文化中心原在北方,推动了这一地带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而精耕细作的发展,反过来促进这一地带经济的更加繁荣。战国时代兴起的大都会,绝大多数在黄河流域。秦汉的强盛,依靠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支柱。西汉人口十分之六以上集中在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苏皖北部及陕西中部。
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北方的先进技术,不能死板地搬用于南方。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长时期内,北方那么繁荣,南方还是地广人稀,远远比不上中原,要经过劳动人民的艰巨奋斗,改良土地,发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南方农田面貌,到南朝时才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三)封建中期
隋唐的均田制度虽沿自后魏,但奴婢和牛不再授田,明白地消除奴隶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的残余,而扩大对一般农民的授田。隋的输籍法,又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人身依附的农民。唐朝手工业开始有行会,也反映豪强所掌握的奴隶经济的削弱。隋唐的科举制度,虽则还有一些门第*,已是对士族垄断仕途的积习作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封建中期生产关系的特征,可以认为是,以消除奴隶制残余和开始否定门阀特权为起点。后来均田制度因兼并盛行而破坏,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庄园经济跟着大发展,但这种庄园是地主性质的,和领主的采地不同。北宋科举不论门第,*集权有进一步的发展。辽的头下军州类似领主采地,元的驱户类似农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佃农制。佃农生活很苦,但总比徒附、荫户自由一些。农民通过斗争,特别如隋末农民大和中唐黄巢大等,又争得较前稍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北方耕作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是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水田。水利的兴修,唐初南北并举,中唐以后偏重在南方。苏南出现河网化。梯田和圩田始于封建前期,大发展则在中期,出现在南方。南方水稻栽培表现出多方面的讲究与进步;因而到北宋时,水稻已上升到高居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小麦向南推广,形成稻麦两熟制。棉花自粤闽推广到长江流域。肥源的开辟,如沟塘泥、熏土、沤肥、人粪尿、石灰等,也多数是南方的事情。生产工具出现三种新现象:一是水稻所用耕作工具的新创造,二是灌溉用具的较多利用机械作用和动力,三是畜拉高效率农具的发展。这些现象除反映手工业特别是机械技巧的进步外,就其使用范围说,主要也是在南方。
南方农业生产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发展,遂使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天宝元年(742)人口统计,北方5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5道共有2036万多人,北方人口仍然多于南方。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把全国分为18路,北方5路,南方13路,就明显地反映南方的繁荣已超过北方。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北方956万多人,南方2368万多人,北方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南方的发展,扩大祖国的经济基础,而且重心的南移,反映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四)封建后期
明初号召并迁徙人民垦种大量抛荒田地,建立不少小自耕农。同时广开屯田,主要为军屯,面积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军户没有改业退耕的自由,但每军交纳定额屯粮,类似交租,仍和农奴不同。不久兼并日盛。中叶以后,庄田大发展,尤其*农民。清初圈地,类似金元的任意强占;对垦荒建立自耕农的措施,也不如明初的积极。但所有这些,只是大形势中间的小波动。封建后期生产关系的总形势,仍是地主佃农制占着主导地位;如果要说不同于封建中期的新因素,那就是较大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在若干地区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是小农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不象前、中两期的集中表现在一个主要方面,而是比较分散复杂的。大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相对地不及汉唐多,但是由于中小型工程较普遍的发展,包括边疆地区的新发展,工程总量超过前代。工程质量也有进步。北方凿井灌溉在清代大有发展。甘肃改良盐碱地的砂田法始于清中叶。生产工具出现两种新现象,一是铁农具的质量因铁产量和炼钢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二是较复杂的机械相继出现。商品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增加了。明白提出为积肥而养猪。强调看苗施追肥,还开始采用根外施肥法。药物治虫有显著的发展。水稻栽培继续进步。棉花向北推广,北方棉产超过南方。玉米、甘薯、花生、烟草于16世纪传入,推广很快,到清代前期已经很普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当然也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变化与改进。
从上述情况来看:农具、肥料和治虫方面的新发展,和作物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玉米和甘薯的迅速推广,还反映农民受土地兼并的压迫,而寻求高产粮食作物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就地区说,南北都有发展,此外,明代新发展了云贵地区,清代新发展了东北、内蒙和大西北等地区。
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非常突出。汉唐人口没有达到1亿;而清代鸦片战争前增加到4亿左右。封建后期人口显然有较快较大的增加,特别在乾隆以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反映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比例不大,粮食增产主要出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推广和精耕细作措施的进步,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玉米和甘薯栽培的大发展,正好发生在乾隆以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尤其显示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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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一、问题的提出

精耕细作一般是指作物在栽培过程中,从整地到收获所做的一系列的细致周到的技术措施。育种、改良土壤和改革工具等,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不在上述过程的范围内,但也很难截然划分,一般需要这些基本建设来帮助做好精耕细作,有时甚至基本建设直接成为精耕细作的组成部分。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上可贵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珍视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摸清楚这一传统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我们近年编写《中国农学史》,也涉及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历史分期问题。6月16日,我曾在南京历史学会就这一课题作了报告,会后征求了意见,现将原报告提纲修改压缩,写成此稿发表。因为篇幅关系,只能提出一个粗浅的轮廓,以后有需要时再补充说明。

二、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幼稚,谈不上精耕细作。到了能够创造剩余产品,逐渐形成奴隶社会时,农业技术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很粗放,而且奴隶在奴隶主的鞭挞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产生精耕细作。
现在史学界对于西周和春秋是不是奴隶社会有争论,但是对于战国时代转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则意见比较一致。在这一转变中,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铁农具出现于春秋,至战国而广泛使用。近年已陆续有战国时代的铁农具出土,还在魏墓中发现使用畜力的铁犁,而且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铁农具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小家庭有经营农业生产的可能,而且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发挥生产潜力。这样就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土地渐由奴隶主所有转变为地主所有,耕作渐由集体转变为分散的小经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者通过阶级斗争,逐渐获得农业经营上的自由,生产多寡至少部分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想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小经营的范围内,要在小块土地上增加生产,那就势必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也就是走精耕细作的道路。
再看当时文献上所反映的农业技术: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熟耰就变为通行语汇。施肥也是到战国时代才受到重视。灌溉的起源较早,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这些就是精耕细作技术措施的具体表现。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魏文侯时(公元前5世纪)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上述所列争取丰收的技术措施。再探索一下战国时代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可以收到谷子百斤以上,已有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我国在战国时代开始有农学专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其中有系统性的成套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我国农学产生于此时,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农业生产实践中精耕细作技术的产生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明显而一致地表示: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再放大范围来看: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也是有名的诸子争鸣时代。这些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不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划时代变革所引起的。在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是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通过阶级斗争,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因而引起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此时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上,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基本建设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方面剧烈变化的历史,也帮助说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

三、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

(一)总说
从战国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精耕细作传统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发展很慢,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停顿,但是总的趋势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在前进。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战国至南北朝为前朝,隋至元末为中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后期。这里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
(二)封建前期
封建前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的逐渐奠定为起点。奴隶制残余的影响还很大。徭役繁重。秦国有爵者有役使无爵的庶人的权利,有使一般农民向农奴转化的趋势。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发展到建立堡垒,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部曲)和人身依附的农民(徒附),又有走向农奴化的趋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荫客权利,也等于承认依附关系的合法。不断的农民和统一政权的再建立,一再阻挡和打断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曹魏屯田使许多农民成为国家佃户。西晋在曹魏屯田和户调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而成占田课田制度,后魏又加以损益而成均田制度。主要精神在使耕者耕种相当土地(面积有伸缩,但在某种限度内)而负担一致的租税。这里实质是统一政权(王朝*)向割据势力(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势力互为消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历次大,使兼并与压迫不能无*的发展,保障或进一步使农民自己获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活动余地。这样就保存了生产积极性,因而保证了精耕细作传统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农田水利建设偏重在这一地带。耕作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北方旱田,特别注重抗旱保墒。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地的,西汉赵过发展为代田法,泛胜之又进一步发展为区田法。区田法综合运用并发挥了深耕、施肥、适当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等一系列的丰产措施,辛勤细致地集中使用于较小面积而创造高额丰收,可以说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一个非常突出的集中表现。轮栽、复种、施肥、选种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旱田使用的农具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耕作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种现象,是和我国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互为因果的。经济文化中心原在北方,推动了这一地带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而精耕细作的发展,反过来促进这一地带经济的更加繁荣。战国时代兴起的大都会,绝大多数在黄河流域。秦汉的强盛,依靠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支柱。西汉人口十分之六以上集中在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苏皖北部及陕西中部。
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北方的先进技术,不能死板地搬用于南方。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长时期内,北方那么繁荣,南方还是地广人稀,远远比不上中原,要经过劳动人民的艰巨奋斗,改良土地,发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南方农田面貌,到南朝时才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三)封建中期
隋唐的均田制度虽沿自后魏,但奴婢和牛不再授田,明白地消除奴隶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的残余,而扩大对一般农民的授田。隋的输籍法,又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人身依附的农民。唐朝手工业开始有行会,也反映豪强所掌握的奴隶经济的削弱。隋唐的科举制度,虽则还有一些门第*,已是对士族垄断仕途的积习作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封建中期生产关系的特征,可以认为是,以消除奴隶制残余和开始否定门阀特权为起点。后来均田制度因兼并盛行而破坏,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庄园经济跟着大发展,但这种庄园是地主性质的,和领主的采地不同。北宋科举不论门第,*集权有进一步的发展。辽的头下军州类似领主采地,元的驱户类似农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佃农制。佃农生活很苦,但总比徒附、荫户自由一些。农民通过斗争,特别如隋末农民大和中唐黄巢大等,又争得较前稍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北方耕作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是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水田。水利的兴修,唐初南北并举,中唐以后偏重在南方。苏南出现河网化。梯田和圩田始于封建前期,大发展则在中期,出现在南方。南方水稻栽培表现出多方面的讲究与进步;因而到北宋时,水稻已上升到高居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小麦向南推广,形成稻麦两熟制。棉花自粤闽推广到长江流域。肥源的开辟,如沟塘泥、熏土、沤肥、人粪尿、石灰等,也多数是南方的事情。生产工具出现三种新现象:一是水稻所用耕作工具的新创造,二是灌溉用具的较多利用机械作用和动力,三是畜拉高效率农具的发展。这些现象除反映手工业特别是机械技巧的进步外,就其使用范围说,主要也是在南方。
南方农业生产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发展,遂使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天宝元年(742)人口统计,北方5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5道共有2036万多人,北方人口仍然多于南方。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把全国分为18路,北方5路,南方13路,就明显地反映南方的繁荣已超过北方。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北方956万多人,南方2368万多人,北方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南方的发展,扩大祖国的经济基础,而且重心的南移,反映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四)封建后期
明初号召并迁徙人民垦种大量抛荒田地,建立不少小自耕农。同时广开屯田,主要为军屯,面积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军户没有改业退耕的自由,但每军交纳定额屯粮,类似交租,仍和农奴不同。不久兼并日盛。中叶以后,庄田大发展,尤其*农民。清初圈地,类似金元的任意强占;对垦荒建立自耕农的措施,也不如明初的积极。但所有这些,只是大形势中间的小波动。封建后期生产关系的总形势,仍是地主佃农制占着主导地位;如果要说不同于封建中期的新因素,那就是较大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在若干地区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是小农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不象前、中两期的集中表现在一个主要方面,而是比较分散复杂的。大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相对地不及汉唐多,但是由于中小型工程较普遍的发展,包括边疆地区的新发展,工程总量超过前代。工程质量也有进步。北方凿井灌溉在清代大有发展。甘肃改良盐碱地的砂田法始于清中叶。生产工具出现两种新现象,一是铁农具的质量因铁产量和炼钢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二是较复杂的机械相继出现。商品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增加了。明白提出为积肥而养猪。强调看苗施追肥,还开始采用根外施肥法。药物治虫有显著的发展。水稻栽培继续进步。棉花向北推广,北方棉产超过南方。玉米、甘薯、花生、烟草于16世纪传入,推广很快,到清代前期已经很普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当然也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变化与改进。
从上述情况来看:农具、肥料和治虫方面的新发展,和作物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玉米和甘薯的迅速推广,还反映农民受土地兼并的压迫,而寻求高产粮食作物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就地区说,南北都有发展,此外,明代新发展了云贵地区,清代新发展了东北、内蒙和大西北等地区。
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非常突出。汉唐人口没有达到1亿;而清代鸦片战争前增加到4亿左右。封建后期人口显然有较快较大的增加,特别在乾隆以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反映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比例不大,粮食增产主要出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推广和精耕细作措施的进步,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玉米和甘薯栽培的大发展,正好发生在乾隆以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尤其显示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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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 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 为了自用,少量作物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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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
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
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
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一、问题的提出

精耕细作一般是指作物在栽培过程中,从整地到收获所做的一系列的细致周到的技术措施。育种、改良土壤和改革工具等,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不在上述过程的范围内,但也很难截然划分,一般需要这些基本建设来帮助做好精耕细作,有时甚至基本建设直接成为精耕细作的组成部分。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上可贵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珍视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摸清楚这一传统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我们近年编写《中国农学史》,也涉及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历史分期问题。6月16日,我曾在南京历史学会就这一课题作了报告,会后征求了意见,现将原报告提纲修改压缩,写成此稿发表。因为篇幅关系,只能提出一个粗浅的轮廓,以后有需要时再补充说明。

二、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幼稚,谈不上精耕细作。到了能够创造剩余产品,逐渐形成奴隶社会时,农业技术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很粗放,而且奴隶在奴隶主的鞭挞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产生精耕细作。
现在史学界对于西周和春秋是不是奴隶社会有争论,但是对于战国时代转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则意见比较一致。在这一转变中,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铁农具出现于春秋,至战国而广泛使用。近年已陆续有战国时代的铁农具出土,还在魏墓中发现使用畜力的铁犁,而且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铁农具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小家庭有经营农业生产的可能,而且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发挥生产潜力。这样就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土地渐由奴隶主所有转变为地主所有,耕作渐由集体转变为分散的小经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者通过阶级斗争,逐渐获得农业经营上的自由,生产多寡至少部分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想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小经营的范围内,要在小块土地上增加生产,那就势必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也就是走精耕细作的道路。
再看当时文献上所反映的农业技术: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熟耰就变为通行语汇。施肥也是到战国时代才受到重视。灌溉的起源较早,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这些就是精耕细作技术措施的具体表现。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魏文侯时(公元前5世纪)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上述所列争取丰收的技术措施。再探索一下战国时代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可以收到谷子百斤以上,已有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我国在战国时代开始有农学专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其中有系统性的成套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我国农学产生于此时,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农业生产实践中精耕细作技术的产生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明显而一致地表示: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再放大范围来看: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也是有名的诸子争鸣时代。这些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不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划时代变革所引起的。在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是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通过阶级斗争,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因而引起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此时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上,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基本建设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方面剧烈变化的历史,也帮助说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

三、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

(一)总说
从战国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精耕细作传统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发展很慢,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停顿,但是总的趋势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在前进。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战国至南北朝为前朝,隋至元末为中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后期。这里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
(二)封建前期
封建前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的逐渐奠定为起点。奴隶制残余的影响还很大。徭役繁重。秦国有爵者有役使无爵的庶人的权利,有使一般农民向农奴转化的趋势。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发展到建立堡垒,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部曲)和人身依附的农民(徒附),又有走向农奴化的趋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荫客权利,也等于承认依附关系的合法。不断的农民和统一政权的再建立,一再阻挡和打断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曹魏屯田使许多农民成为国家佃户。西晋在曹魏屯田和户调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而成占田课田制度,后魏又加以损益而成均田制度。主要精神在使耕者耕种相当土地(面积有伸缩,但在某种限度内)而负担一致的租税。这里实质是统一政权(王朝*)向割据势力(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势力互为消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历次大,使兼并与压迫不能无*的发展,保障或进一步使农民自己获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活动余地。这样就保存了生产积极性,因而保证了精耕细作传统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农田水利建设偏重在这一地带。耕作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北方旱田,特别注重抗旱保墒。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地的,西汉赵过发展为代田法,泛胜之又进一步发展为区田法。区田法综合运用并发挥了深耕、施肥、适当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等一系列的丰产措施,辛勤细致地集中使用于较小面积而创造高额丰收,可以说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一个非常突出的集中表现。轮栽、复种、施肥、选种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旱田使用的农具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耕作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种现象,是和我国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互为因果的。经济文化中心原在北方,推动了这一地带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而精耕细作的发展,反过来促进这一地带经济的更加繁荣。战国时代兴起的大都会,绝大多数在黄河流域。秦汉的强盛,依靠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支柱。西汉人口十分之六以上集中在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苏皖北部及陕西中部。
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北方的先进技术,不能死板地搬用于南方。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长时期内,北方那么繁荣,南方还是地广人稀,远远比不上中原,要经过劳动人民的艰巨奋斗,改良土地,发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南方农田面貌,到南朝时才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三)封建中期
隋唐的均田制度虽沿自后魏,但奴婢和牛不再授田,明白地消除奴隶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的残余,而扩大对一般农民的授田。隋的输籍法,又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人身依附的农民。唐朝手工业开始有行会,也反映豪强所掌握的奴隶经济的削弱。隋唐的科举制度,虽则还有一些门第*,已是对士族垄断仕途的积习作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封建中期生产关系的特征,可以认为是,以消除奴隶制残余和开始否定门阀特权为起点。后来均田制度因兼并盛行而破坏,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庄园经济跟着大发展,但这种庄园是地主性质的,和领主的采地不同。北宋科举不论门第,*集权有进一步的发展。辽的头下军州类似领主采地,元的驱户类似农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佃农制。佃农生活很苦,但总比徒附、荫户自由一些。农民通过斗争,特别如隋末农民大和中唐黄巢大等,又争得较前稍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北方耕作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是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水田。水利的兴修,唐初南北并举,中唐以后偏重在南方。苏南出现河网化。梯田和圩田始于封建前期,大发展则在中期,出现在南方。南方水稻栽培表现出多方面的讲究与进步;因而到北宋时,水稻已上升到高居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小麦向南推广,形成稻麦两熟制。棉花自粤闽推广到长江流域。肥源的开辟,如沟塘泥、熏土、沤肥、人粪尿、石灰等,也多数是南方的事情。生产工具出现三种新现象:一是水稻所用耕作工具的新创造,二是灌溉用具的较多利用机械作用和动力,三是畜拉高效率农具的发展。这些现象除反映手工业特别是机械技巧的进步外,就其使用范围说,主要也是在南方。
南方农业生产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发展,遂使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天宝元年(742)人口统计,北方5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5道共有2036万多人,北方人口仍然多于南方。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把全国分为18路,北方5路,南方13路,就明显地反映南方的繁荣已超过北方。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北方956万多人,南方2368万多人,北方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南方的发展,扩大祖国的经济基础,而且重心的南移,反映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四)封建后期
明初号召并迁徙人民垦种大量抛荒田地,建立不少小自耕农。同时广开屯田,主要为军屯,面积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军户没有改业退耕的自由,但每军交纳定额屯粮,类似交租,仍和农奴不同。不久兼并日盛。中叶以后,庄田大发展,尤其*农民。清初圈地,类似金元的任意强占;对垦荒建立自耕农的措施,也不如明初的积极。但所有这些,只是大形势中间的小波动。封建后期生产关系的总形势,仍是地主佃农制占着主导地位;如果要说不同于封建中期的新因素,那就是较大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在若干地区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是小农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不象前、中两期的集中表现在一个主要方面,而是比较分散复杂的。大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相对地不及汉唐多,但是由于中小型工程较普遍的发展,包括边疆地区的新发展,工程总量超过前代。工程质量也有进步。北方凿井灌溉在清代大有发展。甘肃改良盐碱地的砂田法始于清中叶。生产工具出现两种新现象,一是铁农具的质量因铁产量和炼钢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二是较复杂的机械相继出现。商品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增加了。明白提出为积肥而养猪。强调看苗施追肥,还开始采用根外施肥法。药物治虫有显著的发展。水稻栽培继续进步。棉花向北推广,北方棉产超过南方。玉米、甘薯、花生、烟草于16世纪传入,推广很快,到清代前期已经很普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当然也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变化与改进。
从上述情况来看:农具、肥料和治虫方面的新发展,和作物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玉米和甘薯的迅速推广,还反映农民受土地兼并的压迫,而寻求高产粮食作物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就地区说,南北都有发展,此外,明代新发展了云贵地区,清代新发展了东北、内蒙和大西北等地区。
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非常突出。汉唐人口没有达到1亿;而清代鸦片战争前增加到4亿左右。封建后期人口显然有较快较大的增加,特别在乾隆以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反映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比例不大,粮食增产主要出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推广和精耕细作措施的进步,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玉米和甘薯栽培的大发展,正好发生在乾隆以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尤其显示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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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一、问题的提出

精耕细作一般是指作物在栽培过程中,从整地到收获所做的一系列的细致周到的技术措施。育种、改良土壤和改革工具等,属于基本建设性质,不在上述过程的范围内,但也很难截然划分,一般需要这些基本建设来帮助做好精耕细作,有时甚至基本建设直接成为精耕细作的组成部分。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上可贵的优良传统,给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珍视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有必要摸清楚这一传统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我们近年编写《中国农学史》,也涉及这个问题。这里牵涉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历史分期问题。6月16日,我曾在南京历史学会就这一课题作了报告,会后征求了意见,现将原报告提纲修改压缩,写成此稿发表。因为篇幅关系,只能提出一个粗浅的轮廓,以后有需要时再补充说明。

二、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生

我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上,可能多至1万年。精耕细作传统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幼稚,谈不上精耕细作。到了能够创造剩余产品,逐渐形成奴隶社会时,农业技术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还很粗放,而且奴隶在奴隶主的鞭挞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会有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产生精耕细作。
现在史学界对于西周和春秋是不是奴隶社会有争论,但是对于战国时代转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则意见比较一致。在这一转变中,铁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石制和木制农具的工作效率很低。商和西周虽有青铜农具,但使用不广。铁农具出现于春秋,至战国而广泛使用。近年已陆续有战国时代的铁农具出土,还在魏墓中发现使用畜力的铁犁,而且孟子曾说“以铁耕乎”,明白地指出铁农具已经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工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小家庭有经营农业生产的可能,而且只有小农经营才能发挥生产潜力。这样就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土地渐由奴隶主所有转变为地主所有,耕作渐由集体转变为分散的小经营。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者通过阶级斗争,逐渐获得农业经营上的自由,生产多寡至少部分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想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小经营的范围内,要在小块土地上增加生产,那就势必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也就是走精耕细作的道路。
再看当时文献上所反映的农业技术:
《诗经》及其他春秋以前的书中,说到耕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说深耕的。在战国时代的作品中,深耕熟耰就变为通行语汇。施肥也是到战国时代才受到重视。灌溉的起源较早,大发展则在战国时代。适当密植作为获得丰收的要诀,是战国时代总结出来的一个突出的宝贵经验。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这些就是精耕细作技术措施的具体表现。
所有这些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增加生产,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魏文侯时(公元前5世纪)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已经明白提出提高产量的要求,《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善治”就是上述所列争取丰收的技术措施。再探索一下战国时代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可以收到谷子百斤以上,已有较高的水平,这是精耕细作的结果。
我国在战国时代开始有农学专书。这些农书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还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其中有系统性的成套理论,已经称得起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我国农学产生于此时,也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农业生产实践中精耕细作技术的产生而产生的。
所有这一切,明显而一致地表示: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基于战国时代。
再放大范围来看: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变革剧烈的时代,也是有名的诸子争鸣时代。这些上层建筑的剧烈变化,不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划时代变革所引起的。在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变化是动力,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通过阶级斗争,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因而引起多方面的剧烈变化。此时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上,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以及农田基本建设上。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方面剧烈变化的历史,也帮助说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孕育于春秋,而奠定于战国。

三、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

(一)总说
从战国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精耕细作传统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发展很慢,甚至有暂时的局部的停顿,但是总的趋势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在前进。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中后三期:战国至南北朝为前朝,隋至元末为中期,明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后期。这里是根据生产关系划分的。
(二)封建前期
封建前期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方式的逐渐奠定为起点。奴隶制残余的影响还很大。徭役繁重。秦国有爵者有役使无爵的庶人的权利,有使一般农民向农奴转化的趋势。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发展到建立堡垒,有自己的武装部队(部曲)和人身依附的农民(徒附),又有走向农奴化的趋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有荫客权利,也等于承认依附关系的合法。不断的农民和统一政权的再建立,一再阻挡和打断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曹魏屯田使许多农民成为国家佃户。西晋在曹魏屯田和户调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而成占田课田制度,后魏又加以损益而成均田制度。主要精神在使耕者耕种相当土地(面积有伸缩,但在某种限度内)而负担一致的租税。这里实质是统一政权(王朝*)向割据势力(豪强)争夺剥削对象(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势力互为消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与历次大,使兼并与压迫不能无*的发展,保障或进一步使农民自己获得经营农业生产的活动余地。这样就保存了生产积极性,因而保证了精耕细作传统的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农田水利建设偏重在这一地带。耕作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北方旱田,特别注重抗旱保墒。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地的,西汉赵过发展为代田法,泛胜之又进一步发展为区田法。区田法综合运用并发挥了深耕、施肥、适当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等一系列的丰产措施,辛勤细致地集中使用于较小面积而创造高额丰收,可以说是我国精耕细作传统一个非常突出的集中表现。轮栽、复种、施肥、选种等,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到了南北朝时,北方旱田使用的农具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耕作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这种现象,是和我国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互为因果的。经济文化中心原在北方,推动了这一地带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而精耕细作的发展,反过来促进这一地带经济的更加繁荣。战国时代兴起的大都会,绝大多数在黄河流域。秦汉的强盛,依靠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支柱。西汉人口十分之六以上集中在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苏皖北部及陕西中部。
南方的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许多区别。北方的先进技术,不能死板地搬用于南方。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秦汉长时期内,北方那么繁荣,南方还是地广人稀,远远比不上中原,要经过劳动人民的艰巨奋斗,改良土地,发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南方农田面貌,到南朝时才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三)封建中期
隋唐的均田制度虽沿自后魏,但奴婢和牛不再授田,明白地消除奴隶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的残余,而扩大对一般农民的授田。隋的输籍法,又从豪强手中挖出大量人身依附的农民。唐朝手工业开始有行会,也反映豪强所掌握的奴隶经济的削弱。隋唐的科举制度,虽则还有一些门第*,已是对士族垄断仕途的积习作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封建中期生产关系的特征,可以认为是,以消除奴隶制残余和开始否定门阀特权为起点。后来均田制度因兼并盛行而破坏,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庄园经济跟着大发展,但这种庄园是地主性质的,和领主的采地不同。北宋科举不论门第,*集权有进一步的发展。辽的头下军州类似领主采地,元的驱户类似农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地主佃农制。佃农生活很苦,但总比徒附、荫户自由一些。农民通过斗争,特别如隋末农民大和中唐黄巢大等,又争得较前稍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北方耕作技术虽然也有进步,但是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方水田。水利的兴修,唐初南北并举,中唐以后偏重在南方。苏南出现河网化。梯田和圩田始于封建前期,大发展则在中期,出现在南方。南方水稻栽培表现出多方面的讲究与进步;因而到北宋时,水稻已上升到高居全国粮食作物的第一位。小麦向南推广,形成稻麦两熟制。棉花自粤闽推广到长江流域。肥源的开辟,如沟塘泥、熏土、沤肥、人粪尿、石灰等,也多数是南方的事情。生产工具出现三种新现象:一是水稻所用耕作工具的新创造,二是灌溉用具的较多利用机械作用和动力,三是畜拉高效率农具的发展。这些现象除反映手工业特别是机械技巧的进步外,就其使用范围说,主要也是在南方。
南方农业生产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发展,遂使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天宝元年(742)人口统计,北方5道共有3042万多人,南方5道共有2036万多人,北方人口仍然多于南方。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推移的迹象。到北宋时,把全国分为18路,北方5路,南方13路,就明显地反映南方的繁荣已超过北方。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北方956万多人,南方2368万多人,北方人口还不及南方的一半。南方的发展,扩大祖国的经济基础,而且重心的南移,反映南方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对扩大祖国经济基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四)封建后期
明初号召并迁徙人民垦种大量抛荒田地,建立不少小自耕农。同时广开屯田,主要为军屯,面积约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一。军户没有改业退耕的自由,但每军交纳定额屯粮,类似交租,仍和农奴不同。不久兼并日盛。中叶以后,庄田大发展,尤其*农民。清初圈地,类似金元的任意强占;对垦荒建立自耕农的措施,也不如明初的积极。但所有这些,只是大形势中间的小波动。封建后期生产关系的总形势,仍是地主佃农制占着主导地位;如果要说不同于封建中期的新因素,那就是较大手工业工场的出现,在若干地区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是小农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发展,不象前、中两期的集中表现在一个主要方面,而是比较分散复杂的。大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相对地不及汉唐多,但是由于中小型工程较普遍的发展,包括边疆地区的新发展,工程总量超过前代。工程质量也有进步。北方凿井灌溉在清代大有发展。甘肃改良盐碱地的砂田法始于清中叶。生产工具出现两种新现象,一是铁农具的质量因铁产量和炼钢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二是较复杂的机械相继出现。商品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增加了。明白提出为积肥而养猪。强调看苗施追肥,还开始采用根外施肥法。药物治虫有显著的发展。水稻栽培继续进步。棉花向北推广,北方棉产超过南方。玉米、甘薯、花生、烟草于16世纪传入,推广很快,到清代前期已经很普遍。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当然也伴随着栽培技术的变化与改进。
从上述情况来看:农具、肥料和治虫方面的新发展,和作物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交流范围的扩大。玉米和甘薯的迅速推广,还反映农民受土地兼并的压迫,而寻求高产粮食作物来维持生活的情况。就地区说,南北都有发展,此外,明代新发展了云贵地区,清代新发展了东北、内蒙和大西北等地区。
这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一点非常突出。汉唐人口没有达到1亿;而清代鸦片战争前增加到4亿左右。封建后期人口显然有较快较大的增加,特别在乾隆以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反映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比例不大,粮食增产主要出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推广和精耕细作措施的进步,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玉米和甘薯栽培的大发展,正好发生在乾隆以后,在不少地区成为主粮,尤其显示出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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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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