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抗战期间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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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了贵阳市的图云关。他们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中国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有的还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许多动人故事应当永远传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来缅怀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
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古尔斯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来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辗转经前往中国。1939年9月，“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在接见了这批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10月，他们从重庆到达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贵阳图云关。
为了与中国人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这些外国医务工作者每人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语言不通。起初只能用手势沟通，工作、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难。他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渐渐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还与中国姑娘结了婚。
“生活关”也很艰难。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人，改吃大米饭和中国菜并不容易。最让他们为难的是拿筷子，学了许久仍不听使唤，好不容易夹起的饭菜又掉了下来。时日久了，他们由不习惯到喜欢中国菜。几十年后有记者采访甘扬道，他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中国饺子如何好吃，特别提到贵阳的“臭豆腐”。住宿条件也很恶劣，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乱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
工作环境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中医用中草药治病。
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6年中，数万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在此期间，罗马尼亚的柯芝兰和德国的王道医生，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
当时国际援华医疗队和中国*党有过不少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外籍医生基本都是*党员，实际上他们来中国的初衷是想到区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区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医疗队的负责人波兰医生傅拉托曾专门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请求被派往中国*党领导下的区和八路军一起抗日。但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区的道路已被*封锁，周恩来向傅拉托解释，只要是在中国，和中*民一起，在哪里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日。这样他们才留在国统区，担任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医疗队还经常将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运到重庆，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作为他们“特殊形式的党费”。不少人和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王炳南、陈家康、章文晋等都很熟悉。傅拉托曾为董必武、邓颖超看过病。
抗战胜利后，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先后离开中国。很多人回国后依旧关心中国的发展，为祖国和中国的友好交往继续贡献力量。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些老朋友。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特别提出希望会见傅拉托。傅拉托当时因为*原因正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周总理的一句话令他重获自由，而且在离波兰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得到了一座可以接待贵宾的住宅。之后不久，傅拉托又被任命为波兰驻华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为中波友谊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如今，这些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都已离开了人世。
1985年，为永远铭记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不朽贡献，贵阳市在图云关原救护总队旧址竖立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正面是中英文对照的碑文：“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疗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到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碑文上方有一个球形浮雕，象征国际主义，浮雕上是红色大理石十字--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徽。纪念碑背面分别为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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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了贵阳市的图云关。他们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中国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有的还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许多动人故事应当永远传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来缅怀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