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叫魂案,为什么会动摇诺大的大清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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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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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3 09:22
18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然而，一个从浙江德清县传出的有关“叫魂”的妖术传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在整个帝国内传播，并且还不时触动着民族问题这根敏感的神经，最终几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谣言的产生，似乎总是从天而降，然后开始繁殖、流传。而且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谣言的产生
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面城墙的水门坍塌，当地的县令雇佣了一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施工队修缮城墙。工程开工两个月之后，作为工头的他发现大米的储备无法支撑到工程结束，便赶到距离德清县30多里的自己的老家——仁和县区采购大米。
吴东明刚到家，一个叫沈士良的当地人就跑来找他帮忙，沈士良诉苦说，自己多年来饱受冾侄子的*而无计可施，后来有人指点他说可以借助法术的力量来报复他们。
那人告诉他，有的石匠会在干活的时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借助大锤撞击木桩带来神秘的力量诅咒那些被写下名字的人（民间称之为“叫魂”），结果是那些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这次沈士良来找吴东明，目的就是想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法术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吴东明听完之后大惊失色，他虽然不懂沈士良所说的那种妖术，但他深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石匠的确拥有诅咒他人的魔力。
但是，吴东明深知自己一旦和“叫魂”这样的麻烦事纠缠在一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立即招徕了当地的保正，将沈士良扭送到了德清县县衙，德清县令经过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25大板然后将其开释。
吴东明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被免予处罚，但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人们纷纷传言在德清县修桥的过程中，有人从事了“叫魂”勾当，继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以“叫魂”为核心内容的谣言却以不克遏制的态势在浙江各地流传开来。
一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离开家乡准备到杭州城谋生。1768年4月3日晚，当计兆美来到西湖边的静慈寺时，他的口音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有人质问他是不是为了德清造桥的事到杭州叫魂来了。
计兆美坚决否认自己是来叫魂的，在遭受一顿暴打之后，他被扭送到了当地保正家中。保正恐吓他说，再不说实话就要严刑拷打。最后，伤痕累累的计兆美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说自己确实是来叫魂的，并且已经用两张纸符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编出来的）。
最后，计兆美被移交到了钱塘县衙。不过，由于在审理的过程中计兆美的供述破绽百出，县官发现所谓叫魂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最终将他释放。
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二，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游方僧人巨成、乞丐丘永年、净庄和尚等人又在不同的地方被卷入到了所谓“叫魂”事件中，事件的发生地也从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一省开始向江苏、山东。安徽等省扩散开来。
虽然这些案件后来证明斗不过是捕风捉影，但大众的恐慌心里却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全国范围内蔓延，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几乎丧失殆尽。
随着此类案件不断增加，有关叫魂的谣言也逐渐脱离了其最初发生的背景地——德清县，而且经过人们不断地演绎，开始有了比较的故事模式。这类故事的共性元素主要包括：
人们普遍相信，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魂魄可以与躯体相分离；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另一个的魂魄，就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取特定利益；掌握别人的灵魂是通过施展法术（叫魂）来实现的，施展法术的方法包括对受害者身上的实物（通常是被剪下的辫子）念咒或将受害者的名字写在纸上埋入地下，然后念受害者的名字，被叫魂的人很快就会得病或死去。
谣言传播进程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充满了不可控性，“叫魂”故事中重复出现辫子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更大的恐慌。
辫子的*禁忌
对于少数民族身份的乾隆来说，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叫魂”谣言引发的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包括在这谣言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否有人在借“叫魂”事件中频频出现的辫子问题勾起汉人的痛苦回忆进而挑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呢？这是一个事实上必须加以高度提防但在官方正式语言中又不能公开挑明的问题。
“叫魂”案发生之时，满人的统治已经延续百余年，血腥的剃发令也成了遥远的回忆，但这种平静似乎一下子被漫天飞舞的剪辫谣言打破了。辫子问题一再成为公共话题的中心，令官方忧心忡忡。
在谣言传播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无论是乾隆还是地方各级官僚都倾向于将剪辫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但随着谣言传播范围的日益扩大，潜藏在皇帝内心的那根敏感神经终于被触动了。
他怀疑在这背后与也许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网络在操纵着事件的进程，最终目的是要借剪辫问题挑起汉人的仇恨以便从中浑水摸鱼。
随着事态的发展乾隆最终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决定全力开动官僚机器，对日益猖獗的妖术传言发起大规模的反击。
谁制造了谣言？
山东巡抚富尼汉是第一个向皇帝报告“叫魂”事件的封疆大吏，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富尼汉在一份7月底写给乾隆的奏折中报告说，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传播流言阶段，竟然真有一些无知小民收人蛊惑去尝试妖术。
在山东省内已经逮捕了多名从事剪辫勾当的人犯，其中两民分别叫蔡廷章和靳贯子的乞丐的供词引起了他的担忧。
据他们的供述，两人都是收人指示剪辫。他们作案的手法是把*弹在受害人的脸上，趁受害人昏迷的时候剪去他的发辫，其目的是供人作法之用。
据说，精通法术的大术师只要对着被剪下的辫子口念咒语，就可以摄人灵魂，再将剪下的带有灵魂精气的辫子扎在纸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
他们听说，浙江和安徽两省就各有一名僧人——吾元和玉石——精通这样的法术，并且都已经招收了多民弟子，势力已经相当庞大。富尼汉提醒乾隆，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却可能产生于同一根源。这些术师门将自己手下的人派往各处并迷惑人们去剪辫子，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求财物。
乾隆对富尼汉的看法颇为赞同。7月29日，他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宣布山东已经逮捕了若干人犯，但幕后主谋仍逍遥法外，他命令各地倾尽全力将那些大术师逮捕归案。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到了8月中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清等向乾隆皇帝报告，他们并没有根据山东提供的线索抓到大术师吴元和玉石，虽然山东又逮捕了不少嫌犯，但谣言的发源地江南几省仍然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接下来的数星期内，妖术活动还蔓延到了直隶和北京，这终于让乾隆对整个官僚及其的表现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9月7日，他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与敏感的发式问题联系起来。到了此时，这些封疆大吏们终于明白了在皇帝眼中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不管事情究竟怎样，即使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他们也必须在这场*运动中有所“斩获”。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冤狱制造工厂。
在宁枉勿纵思想的指导下，各省共抓获了数百计的从事妖术活动的“嫌犯”，这些人又的被押往北京，有的被送到承德由在那里度夏的皇帝和军机大臣们直接审理。
然而最终的结果依然让皇帝本人十分失望，这些被抓的小民要么是被地方*屈打成招，要么是被人陷害，要么是愚昧无知从事了割辫行为，根本与被怀疑的谋反网络没有任何关系，而传说中的罪魁祸首——大术师门仍然杳无音信。
到了10月底，历时3个月的除妖运动已经使官僚系统疲于被命。虽然乾隆本人表面上仍然要求各省不得懈怠，但其内心其实也对能否最终抓获妖首产生了怀疑。
洞悉皇帝心理的军机大臣趁机建议停止这场冤案百出的除妖闹剧，不过为了给处境尴尬的皇帝一个台阶下，军机处在发给各省的廷寄中将迟迟未能抓获主犯的责任归结为地方*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敷衍塞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