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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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3 被毛*称“国宝”—— 陈垣

陈垣(1880.11.12-1971.6.21),汉族,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称他是“国宝”。
2 中国学术界“一代宗师”—— 钱穆

钱穆(1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创办新亚书院(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1 百年博学人才—— 陈寅恪

陈寅恪(1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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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将近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与重大事件,才造就了如今强大且屹立不倒的中国。

虽然这些历史早已化为烟云,但却对当下社会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读史不仅是增加阅历的方式,还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手段。说起研究历史,首先需要提到的就是位列中国四*学家之一的吕思勉教授。


作为史学界公认的阅读史籍最多的人,吕思勉的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但对于历史方面的许多看法却紧跟着时代的需求。

在五四运动时期,许多文人志士开始倡导用白话文写作,而吕思勉就是积极接受新思想的史学家之一。在他的诸多著作之中,都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转而使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阐明了历史进程,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学习历史来打开知识的大门,同时对普及历史知识有着重大意义。


吕思勉认为,历史可以说明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和事实,强调只有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的认识现在。

所以在《白话本国史》当中,他摒弃了旧史总是关注帝王将相和*军事的写法,而是采用贴近人民社会生活的方式,用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来论述历史的变化,证明人类是通过不断进化走向发展变革的。这在那个时代里是一种十分新颖的观念,而吕思勉正是基于此种观念成为了新史学的引领者。


相对于吕思勉顺应时代的变通,经历了私塾教育的著名中国历史学家邓之诚则更具有严谨的旧学风范。

在五十年的执教生涯中,邓之诚用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博闻强识的文史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二千年史》一书就是由邓之诚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编纂而成。


邓之诚在描述历史的过程中,以宏观的角度对历代王朝的兴亡进行了精简的描述,其中不乏许多原始史料的引用,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详细证明,读起来更具条理性和真实性。

作为一个爱国的史学家,邓之诚的教育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中华民族兴衰的原因,从而为现在和以后找到一条明确的道路。


明朝和清朝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历史进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由于清朝在入关以前一直臣服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所以在新王朝成立之后,一直对明朝历史讳言莫深,这导致了明清交替的这段历史变得十分模糊。

作为近代明清史奠基人的孟森,在清末民初时决定脱离政局,开始对清朝入关前的时期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其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许多著作都诞生于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那时由于没有固定的统一课本,所有的教材都需要由老师自己编写。这个要求虽然看起来着实不便,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学者最大的自由来讲述自己的观点。


而自*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所以近代史虽然历时较短,但读起来却并不轻松。被称为中国外交史学奠基人的蒋廷黻在从美国求学归来之后,同梁启超一同组建了南开大学的历史系。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片空白,而作为一名爱国的文人外交官,蒋廷黻选择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切入点,引进了新的研究史学的方法和观念。在南开大学任教时,蒋廷黻主张站在客观的角度去阐述史实,而他本人也为收集近代外交史的资料付出了许多心血。


在这套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大历史》正是结合了以上四位史学大家的经典著作,里面包含8部断代史,对先秦时代到近代一共两千多年文化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讲述,让人可以通过最经典而详尽的方式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去探索古人的前进脚步。


在阅读这套书籍的时候,会明显感受到枯燥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了起来,仿佛跃然在纸上,那些令人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的重要事件全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历史但文言文功底薄弱的人来说,这套书中的行间注释对于一些冷僻的字句都进行了详细解释,厚实的纸张和精美的印刷让人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归根结底,读史的魅力就在于:以人为镜,以古鉴今。

从过去了解未来的轨迹,这便是历史的价值。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 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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