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明鉴,以史明理,以史明已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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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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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2 06:33
“人物”一辞含义的变化意味深长。它揭示出了东汉以来人物品评衰落的又一原因。汉魏以来，某一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家族出了多少名士，而名士头衔的获得离不开士林的品评、承认。南朝恰好相反，当门阀理论确立以后，是家族地位决定着士人的地位。因此，对“人物”的关注，不再是对其业绩的关注，而是对其血缘、婚宦的关注。与此相适应，选举更多地要依赖于谱牒。《陈书》卷三○《陆琼传》：“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琼详练谱牒，雅鉴人伦。”《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上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金楼子·戒子篇》云：“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亦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士人的地位既然只能由家族的地位来决定，而不可能在士林的品评中获得，人物品评的风气以及与之相伴的、详载士人事迹的杂传自然会因其无用而日趋衰微。从杂传到谱牒，从活跃的人物品评到凝固的门阀制度，历史两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东汉以来士人群体在*上、社会上的显著发展本是以后门阀士族形成的历史起点，但门阀士族一旦发展到凝固的阶段，没有强大家族背景的普通士人反而不受重视了。
综上所述，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这一风气的渐衰主要不在于中正制度，也不在于士人对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是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人物品评风气的衰落最终导致了杂传的减少。杂传既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不能将其理解为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合乎逻辑的一章。但是，这些书也并不是没有在史学史上留下痕迹。譬如家传，就给正史以明显的影响。南朝何法盛著《晋中兴书》, 径以家族为单位，如《琅邪王氏录》、《颍川庾氏录》等，唐初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也采取了类似的编纂方式。不过从长过程看，这并非史学发展的方向。
三国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为了在鼎足之际增强国力，拓展疆土，各国统治者竭力网罗人才。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促使人物品藻的风气更加盛行。
（一）吴国与蜀国的人物品藻
吴国长于人伦识鉴的名士有很多。顾劭与孙和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三国志》卷五二《顾劭传》说顾劭“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卷五九《吴主五子传·孙和》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和“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咨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在当时人看来，“爱好人物”是一件美事，唯大雅君子方能为之。《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孙休》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李）衡字叔平，本襄阳卒家子也，汉末入吴为武昌庶民。闻羊衜有人物之鉴，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书剧曹郎才也。”……
同书卷五二《步骘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李肃）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众人以此服之。（孙）权擢以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
可见李肃也是以善于题目和品鉴人才升任选官的。同书卷五七《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虞忠）贞固干事，好识人物，造吴郡陆机于童齓之年，称上虞魏迁于无名之初，终皆远致，为著闻之士。……
当时留意人才者还有谢渊，他“举孝廉，稍迁至建武将军，虽在戎旅，犹垂意人物”；经过他的品评，使遭受“门庭之谤”的骆秀“终为显士”（《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时人品藻既多，则须形诸文字。魏黄初二年（221），孙权立孙登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此即所谓“四友”，而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有一位名叫胡综的侍中，撰写了《宾友目》。《三国志》卷五九《吴主五子传·孙登》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登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辨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
此目品评了四位人物，多有溢美之辞。于是，“（羊）衜乃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辨而浮，孝敬深而狭。’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见咎，不为恪等所亲。后四人皆败，吴人谓衜之言有征。”（同上）胡综只说四人之美，而不言其缺点，羊衜则美、丑并论，而且十分准确，所以终能见称于人。像胡综《宾友目》一类的品藻文章，当时肯定有很多，可惜我们现在很少能看到了。
三国时代的江东，清议之风犹存。如沈友即以清议峻厉闻名。《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录》：
……(孙)权以礼聘，（沈友）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谮，诬以谋反。……
同书卷四八《三嗣主传·孙皓》裴松之注亦引《吴录》曰：
(张)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
张悌以不合时人的趣味受到清议者的讥刺。当时有一个名叫暨艳的人好为清议。《三国志》卷五七《张温传》：
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
可见暨艳是东吴比较突出的清议者。但总的说来，江东的清议之风已归于寝迹，清议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也并不理想，清议家的结局也大都很悲惨（如暨艳最后自杀，关于此事，可参看田余庆先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虞翻和朱育二人对古今人物的评论。“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三国志·虞翻传》）。传下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言次，问：“太守昔闻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尝见郑、刘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钦闻国贤，思睹盛美有日矣，书佐宁志之乎？”朱育对曰：“往过习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
“初平”为汉献帝刘协年号（190～193），“初平末年”是指公元193年，王府君即是会稽太守王朗。“往过习之”一语，说明朱育对王朗和虞翻的问对非常熟悉，当时可能有关于此事的文字记录。下面是朱育的追述：
（王府君）问功曹虞翻曰：“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
虞翻描述了会稽一带的山川形胜、土地物产以及地理位置，言辞优美动听。然后，虞翻又评论了二十一位汉代人物，详述其足以为故乡增辉的昭昭业迹：
王府君笑曰：“地势然矣，士女之名可悉闻乎?”翻对曰：“不敢及远，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雠，海内闻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阴陈嚣，渔则化盗，居则让邻，感侵退藩，遂成义里，摄养车妪，行足厉俗，自扬子云等上书荐之，粲然传世。太尉山阴郑公，清亮质直，不畏强御。鲁相山阴钟离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县相国，所在遗惠，故取养有君子之謩，鲁国有丹书之信。及陈宫、费齐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状，记在汉籍。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驷勋，主簿句章郑云，皆敦终始之义，引罪免居。门下督盗贼余姚伍隆，鄮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当白刃，济君于难。扬州从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声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尚书乌伤杨乔，桓帝妻以公主，辞疾不纳。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疑虑，是以天下义兵，思以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纪，炳然著显。”
此后，虞翻又举出家乡上世的四位贤人，以为他们胜过巢父和许由这两位传说中的高士：
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翻对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节之士，亦有其人。昔赵王翳让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挈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征士余姚严遵，王莽数聘，抗节不行，光武中兴，然后俯就，矫手不拜，志陵云日。皆著于传籍，较然彰明，岂如巢、许，流俗遗谭，不见经传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闻也。”
最后，朱育评论了本朝的十四位人物：
濮阳府君曰：“御史(子烨案：指虞翻)所云，既闻其人，亚斯已下，书佐宁识之乎? ”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识之?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挈身清行，志怀霜雪，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汉中微，委官弃禄，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踪，天下所闻，故[桓文林]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其雄姿武毅，立功当世，则后将军贺齐，勋成绩著。其探极秘术，言合神明，则太史令上虞吴范。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处士[鄮]卢叙，弟犯公宪，自杀乞代。吴宁斯敦、山阴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则松阳柳朱、永宁[翟素]，或一醮守节，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
像这样比较集中的规模比较大的人物品评，在汉末、三国时期非常罕见。从虞翻到朱育，显示了江东地区品评人物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是与当时士人的地望意识和家乡观念密切相关的。认识这种传统，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进行地方性与区域性的考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国时代人才的殿堂，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杰地灵共同构建的。
蜀国庞统和司马徽比较善于品论人物。《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
从这段记载来看，司马徽的资格显然更老一些，因为庞统是经他品评之后方显名于世的。司马徽评论庞统，时在东汉末年（参见本书页75），但因庞统后来服务于西蜀，所以我们放在这里对他进行讨论。《三国志》本传又云：
……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
在对陆、顾二人的评论中，庞统以“驽马”、“驽牛”这两个喻词来称扬他们，其含意不甚明了，所以当时的人便发出了疑问。在此文之下，裴松之注引张勃《吴录》曰：
或问统曰：“如所目，陆子为胜乎? ”统曰：“驽马虽精，所致一人耳。驽牛一日行三十里，所致岂一人之重哉! ”
显然，他认为顾劭更胜一筹，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实用的价值。《吴录》又云：“劭就统宿，语，因问：‘卿名知人，吾与卿孰愈?’统曰：‘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劭安其言而亲之。”庞统本长于人物品鉴，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特长，他认为自己在*方面的才能较为突出。事实也的确如此。
顾劭和许靖也以“好乐人伦”闻名。《世说新语·品藻》三刘孝标注引《吴志》曰：
劭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事，往来相见，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
又《三国志·许靖传》：
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可见当时位望高者皆乐于以人伦鉴识自任。
（二）曹魏的人物品藻
魏国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这也主要是由于选拔人才的实际需要。在人物品藻方面，汉人推重道德。《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
（曹）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
这说明汉时乡党之毁誉，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品行。汉末天下大乱，军伐混战，各霸一方，为争取人才以为己用，则不得不对传统的择士标准加以变通。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发布《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而类似的《求贤令》曹操曾经发布多次。所以，荀彧“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彧别传》），深受曹操的褒奖。而至曹丕称帝，魏国建立，其时对人才之急需并不亚于乃父之时，但因大局已定，急需治理国家的人才，所以对士人的品行问题又开始重视起来，于是立九品官人之法。《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据此，九品官人法是由陈群制定，经魏文帝批准后实行的。案《晋书》卷四六《李重传》：
……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据此，可知九品官人法本来由曹操草创于军中，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选官取士方法，陈群可能对此进行了一番改造。这种选官方法，主要依据大、小中正对人物的评价来确定其品位的高下，而中正们引为定品依据的，主要是乡间豪绅对人物的品行和道德方面的意见。因之，品行问题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曹丕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三国志》卷二二《卢毓传》），这说明他看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弊端。因此，“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认为“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同上）。夏侯玄也认为：“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这样，曹丕时代由魏武帝之轻德重才又转为先德后才，从而回归到汉人取士的标准上去了。
曹魏时代长于品评人物者极多。曹植论说古来圣贤之差异，可视为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之余绪。《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曹植）与（邯郸）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
子建慷慨磊落，意气奔涌，纵论古代圣贤、名臣、烈士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班固九品论人之意。或许他的论述和评价更为细致，可惜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了。广陵太守陈登也长于论士。《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
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
陈登既有知人之鉴，又有自知之明，所论颇为确当。当时著名的占卜学家管辂亦长于识人，虽不无神秘色彩，却往往切中要害。《三国志》卷二九《方技传·管辂》裴松之注引《辂别传》曰：
舅夏大夫问辂：“前见何、邓之日，为已有凶气未也?”辂言：“与祸人共会，然后知神明交错；与吉人相近，又知圣贤求精之妙。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辂后因得休，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何如?”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
管辂确实发现了何晏、邓飏这两位大名士的本质特点，他的看法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其实何晏也喜欢品人论士，但自视甚高，常常以为别人不如自己。《三国志》卷九《曹爽传》附《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豫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的这段品人之辞来自《周易大传·系辞上》：“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管辂不为浮名所惑，也不趋炎附势，而是以独到的眼光洞察人物的精神世界，故所论者深，所见者远。
崔琰也很善于观察和品鉴人物。《三国志》卷一二本传：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
傅巽亦长于鉴别人才。《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巽字公悌，瑰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
李丰和杨俊也是识鉴人才的专家。《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李丰）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
同书卷二三《杨俊传》：
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历御史、县令，其明鉴行义多此类也。
曹魏时代之士林，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汝、颍人物的讨论。其领袖人物是“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孔融素好人伦。《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其与韦康父韦端书曰：“前日元将（子烨案：韦康字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韦诞）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而所谓汝、颍者，汝谓汝南，颍指颍川，并为群彦汪洋之地。《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在征引《荀氏家传》之后云：
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陈群认为颍川人物胜过汝南人物，曹操属于骑墙派，认为两方人物孰优孰劣难以定论，但汝、颍固多奇士，则是当时的公论。《三国志》卷一四《郭嘉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 ”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来自颍川的郭嘉为曹操所倚重，屡建奇功。孔融则认为汝南士人远胜于颍川士人，其《汝颍优劣论》是这次讨论的重要文献。文章写道：
融以汝南士胜颍川士。陈长文（群）难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酖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全后汉文》卷八三）
孔融从八个方面论证汝南人物胜于颍川人物，所论未必确切，但足见当时在人物品藻方面对士人地望的重视。案《裴启语林》七八：
祖士言与钟雅相调，钟语祖曰：“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遂屈。
在祖、钟二人关于地望优劣的讨论中，汝、颍是作为一个地望单元出现的，似乎是汝、颍无别，但孔融《汝颍优劣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则是汝、颍有异。大概汝、颍地域相近，所以人们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的。但无论如何，汝、颍士人确实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古时期的*、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名士之邦，钟灵毓秀，其斯之谓乎！
众所周知，孔子评论门人，曾经从学习知识的角度区分四等，总括三品，同时作出了细致的评语。从上述情况看，后汉、三国之际的人物品藻，既是对班固《古今人表》的继承（关于《汉书·古今人表》在人物品藻方面的重要意义，可参看拙著《<世说新语>研究》，页28~31），亦可视为儒家品评人物之精神的重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遂成为彼时完美的人物品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人才学的宝鉴《人物志》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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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2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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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少英 著
出版社: 齐鲁书社
内容提要:人物品题即对人才的评论，可以说自古有之，尤其是在魏晋时期，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风尚。它将大多数士大夫裹挟其中，史称“臧否人物”。这一风气，从东汉末年开始兴起，于魏晋达到鼎盛，其影响波及整个南北朝时期。所谓品题，主要是通过言谈话语、行为举止、仪表风度等外在表象，对人物内在的气质性格、品德才能以及未来仕途的发展作出评价。所评人物以士人为主体，涉及社会主要阶层——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处士、僧侣，甚至士兵。这一风尚之所以产生，主要是荐举制选官制度所致。随着变相世袭制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和玄学思潮的兴起，人物品题的价值观亦由讲究*实用转向注重人才审美，由重“德才”转向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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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起源甚早，而在东汉、三国之际，尤为风行。通俗地讲，人物品藻就是人物评论。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观察与评价；换言之，就是对人进行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这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观念等等，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东汉的人物品藻
（一）清议之风与人物品藻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这里，范晔将汉代士风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高祖时代，盛行“轻死重气”的任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代，其时崇尚儒学，多“守文之徒”；第三个阶段是王莽专伪及光武中兴时期，士人追慕隐逸，明哲保身，相沿成俗；第四个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盛行清议之风。关于清议产生的历史原因，这段话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清议的内容非常广泛。而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但品核公卿者，并不仅限于一般的士人，有时也有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
……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评*卿的优劣，主要看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同时也要看对待人才的态度如何。《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附《周景传》：
（周）景字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东汉时代的清议，对人物的言行往往能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映。《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
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
因此，当时的公议是颇有力量的，某些达官贵人常常为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后汉书》卷五二《崔骃列传》称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便询问他的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钧所说的论者就是清议者。《后汉书·党锢列传》谓郭林宗、贾伟节为太学诸生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这五个人实际上就是清议人物的代表。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显示了清议力量的强大。陈蕃和李膺是朝野清议力量的总代表，清议名士与之紧密呼应，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四，本书征引《世说新语》的文字，依据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陈蕃也喜爱论士。《后汉书》卷五三《徐稚传》：
帝因问蕃曰：“徐雅、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但随着陈蕃的失败，两次大规模党锢之祸的兴起，清议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清议之风便被扼杀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至中平元年（184），党锢才彻底解除。尽管如此，后汉清议家的*建树与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范晔曾经作出过中肯的评价：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子欢其义。壮矣哉！（《后汉书·党锢列传》“论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有个别知识分子采取了龙蟠凤逸的态度。《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的做法是否高明姑且不论，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确实与众不同。这也足以说明党锢事件本身有其历史的渊源。我们不得不承认，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而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的脊梁，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总是自强不息，总是奋发向上，总是不肯低头。华夏古国的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正在于此！
（二）许、郭之学与人物品藻
《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许劭与郭林宗作为东汉时期品题人物的名家，在品评、识鉴人物方面，对当代及后世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称桓彝：“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许、郭并称，而郭之成就实高于许，这里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1．许劭之人物品评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后汉书》本传）。所谓“好人伦”，即喜好人物识鉴与人物品评。在这方面，许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许劭品鉴人物，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百发百中。《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裴松之注引《汝南先贤传》曰：
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
许劭品评人物，既发掘其内在的精神，也注重其外在的美质，做到内外兼顾。《三国志》卷一○《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或问许子将，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同为璧玉一般的美质，而表现方式不同，可见许劭很善于把握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由于他观察人物准确而细致，所以往往能够预见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曰：
是岁，繇屯彭泽，又使融助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许子将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善推诚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
其次，许劭创造了“月旦评”这一独特的人物品藻形式。《后汉书》本传：
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月旦评”在品鉴人物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评论人物由自发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动，同时由于每月更换题目，所以形成了有组织的人物品鉴会议。“月旦评”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避免了个人品论的偏颇。
由于许劭善长鉴别人物，故名重当世，朝野士人唯恐交攀不及。《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此文下裴松之注又引孙盛《异同杂语》：
（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后汉书》本传亦称：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如前所述，“英雄”是汉晋间人物品藻的一个名目，许劭为曹操立此目，当然会使他万分高兴，只要是英雄就足矣，至于“奸雄”和“奸贼”的贬词，曹操是在所不顾的。《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一经许劭品题，便会见重于世人，足见其声望之隆与信誉之高。
许劭在东汉时期是人人宗仰的一代名流，但后人对他却颇多讥贬之辞。此类议论，从三国以至两晋，几乎代不绝音。这类批评意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品鉴人物有欠公允。以曹魏蒋济的《万机论》为代表。《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
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敌也。”
又同书卷三八“评曰”裴松之注引《万机论》：
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
据《三国志》卷三八《许靖传》载，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胁。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曹丕《典论》曰：“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座，至于手足相及。”可知他们兄弟的感情一向不好，性格亦多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许劭自然难以客观地评价许靖。《后汉书》本传称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但若执此一端，便谓许劭评论所有的人物都是从主观好恶出发的，恐怕也不合事实，故蒋济说许劭“褒贬不平”有失偏颇。
二是指斥他人，却不能严于律己。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
……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全三国文》卷六五）
关于许劭的为人，史书无详细的记载，但观其力贬从兄一事，固非君子之所为，诸葛恪的看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三是关于“月旦评”的问题。《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
祖纳认为人物的善恶与长短，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才能够充分揭示出来，而“月旦”之品人，仅限于一月之间，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这种品评方法不可据信。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月旦评”是一种及时而迅速的人物评论活动，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其作用不可完全抹杀。与祖纳不同，葛洪则将“月旦评”视为一种“弊俗”。《抱朴子》外篇《自叙》说：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
他认为“月旦评”是结党营私的表现，后汉时期党人的形成与此有密切关系。它导致了士人的不团结，即所谓“朋党分部”。《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对党人的历史功过，我们姑且不论，“党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月旦评”确实与之有关，尽管这不是主要原因。显然，葛洪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亦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娬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
可见对于许劭创造的“月旦评”，有识之士还是颇为看重的。
2．郭林宗之人物品藻
郭林宗品鉴人物的成就远远高于许劭，其影响力也比他大得多。葛洪《抱朴子》外篇有《正郭》一文专论郭林宗。案《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本传又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他所甄拔的人物有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和王柔等等，“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郭林宗之人物品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善于发现人物的独特之处。《后汉书》本传附《孟敏传》：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同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孟敏和仇览都是特立独行之士，因而见重于郭林宗。
第二，崇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后汉书》本传附《茅容传》：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对于美德的崇尚，乃是郭林宗的一贯作风。
第三，善于透过现象，捕捉人物的本质特征。《后汉书》本传附《谢甄传》：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又《史叔宾传》：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林宗不为谢、边、史三人的“盛名”所迷惑，他的与流俗迥异的独到看法，均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可见他是很善于洞见人物的本质的。
第四，胸怀宽广，“不绝恶人”（《后汉书》本传附《左原传》）。《后汉书》本传附《贾淑传》：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贾淑是犯过错误的青年人，林宗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褒奖其善良的倾向，最终使之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儒者的博大情怀，在郭林宗的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
第四，重视人物内在的精神。《后汉书·党锢列传·刘儒》：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
《后汉书》本传注引《谢承书》曰：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林宗对刘儒、黄宪二人洞见深明，因而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服。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内刀”，是说朱晖的精神、性格锋利如刀，所以面对贼人手中的“外刃”，他毫无惧色。这说明当时的人非常看重人的精神。而郭林宗之论人举士正体现这种审视人物的倾向。
由于林宗善于品评人物，言不虚发，故驰誉当世，声望极高。《后汉书》卷六八本传载：
（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襃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当时人爱屋及乌，竟然连郭林宗不经意的服饰打扮都加以模仿。不仅如此，郭林宗还有一言九鼎、左右朝野*的威力。某些有争议的人，在得到他的褒扬之后，人们往往对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刮目相看。《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附《苏不韦传》说“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郭林宗闻而论之，以为胜过伍员，“议者于是贵之”。而某些素有高名的人，本来是无意中犯了错误，而一旦受到郭林宗批评，便会马上遭到人们冷落。《世说新语·规箴》三：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郭林宗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他在品鉴人物方面不仅有出色的实践，同时在理论上也作了深刻的总结。《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
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据此，我们知道郭林宗著有一部关于品藻人物、选择人才问题的理论著作，只是还没有流传，便遭乱亡失了。尽管如此，他在甄拔与识鉴人才方面的卓越实践，对三国之际的人才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明乎此，我们对刘卲《人物志》这部人才学杰作的诞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参考资料：国学网
